中國哲學史研究評述論文

一、該書對梁啟超文化觀的前後轉換及其內在的一致性進行了系統考察

中西文化問題是20世紀以來中國學者所關注的中心問題。並且，對中西文化問題的回答是不同學者展開自己學術工作的思想基礎。就梁啟超來說，這表現得尤其突出。但是，梁啟超對於中西文化問題的回答，前後期頗有所不同。對於這一問題，很多學者的觀點是“從‘離異’到‘迴歸’”，當然這是從梁啟超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來說的，即：梁啟超前期激烈的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大力學習、引進西方進步文化，表現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嚴重疏離；後期則對西方文化頗有微詞，認為“西洋文明破產”，呼籲用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方文化救治西方文化。這種觀點當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與梁啟超本人的文化思想稍有出入。對一生都倡導中西文化融合的梁啟超來說，他前期並非全盤地否定傳統，後期也不是完全地迴歸傳統。只是前期的中心工作是號召學習西方文化，後期的中心工作是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用“從‘拿來主義’到‘送去主義’”更為恰當。由是，作者引述了梁啟超中西文明“結婚”的言論“：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並高度評價了中西文明“結婚”以建設中國新文化的思想。作者認為，梁啟超中西文明結婚的思想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中西文明並重思想；二是文化建設的民族主體性思想。這與他後期中西文明“化合”的思想是一以貫之了。後期的中西文明“化合”思想深化了早期的“結婚”思想，進一步強調了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原則和文化交流、融合創新觀念。正是在對梁啟超文化觀充分認知、解讀的基礎上，本書才有力地凸顯出梁氏中國哲學研究研究正規化轉換上的意義。

二、該書著重強調了梁啟超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正規化轉換上的意義

在同時代的學者們當中，梁啟超特別注重學術研究的方法。因而作者將自己的研究重點放在梁啟超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方法論特色方面。這也是該書的一項重要學術建樹。

對梁啟超在中國哲學史方法論上的貢獻，作者概括為四大方面：

（一）頗具學術史特色的撰述視角

（二）近乎歷史主義的態度立場

（三）結合中西優長的研究理路

（四）注重多角度的切入方式。

除此之外，作者還將梁啟超在各具體領域中方法特色，條分縷析，一一進行了總結。比如作者將梁啟超先秦諸子哲學研究的方法論特色的概括：

（一）全方位、多層次的.比較研究

（二）多學科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

（三）更趨深入、完善的考源鏡流法；

（四）學術研判中的客觀態度和辯證意識；

（五）學術研究與人格教育相結合的整體取向。

又如作者對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研究特色的概括

（一）全方位論列各派學術思想，雙向度尋求學術發展根據，具有全面性

（二）以忠實態度研究學術史，具有客觀性

（三）聯絡當時的思想實際，具有現實性

（四）提出新的研究課題，具有前瞻性；

（五）對重要學術問題和人物勇於做出論斷，具有可讀性。

這些概括，不僅符合梁啟超中國哲學史研究實際，而且對於今後深入開展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亦不無啟示意義。作者從多層次對梁啟超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特色的概括，既充分彰顯了梁氏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深入程度與豐富性，更重要的是明確地展現出梁氏在20世紀以來中國哲學史研究正規化轉換方面的突出貢獻。在作者看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作為中國哲學史學科誕生的標誌性著作，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方面，以“以西釋中”的“西方化”正規化代替了傳統的“以中釋中”的“本土化”正規化，雖具有革命性進步意義，但仍存在著明顯的缺陷與不足。主要表現在“西方化”正規化“主要著眼於中西哲學的共同性，沒有充分考慮到中國哲學的特殊性”（《評述》“引言”第13頁）。而梁啟超在這一方面的突出貢獻在於，他既在當時就對“西方化”正規化提出的有力的批評和質疑，同時又以自己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實踐，在方法論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正如作者所說，“這為此後馮友蘭、張岱年創立‘中西結合’正規化提供了學術基礎。”（《評述》“引言”第13頁）就是說，由“西方化”正規化轉換為“中西結合”正規化，梁啟超是啟其端緒者。作者同時指出，梁啟超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正規化轉換方面的貢獻，並不宜簡單理解為方法上的變換與進展，而應該理解為當時學人在苦苦思考“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背景之下，以自己文化使命感與責任感作為底色努力探索的表現。無疑，在這裡梁啟超文化觀念的前後轉換正是這種研究正規化轉換的有力思想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