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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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論文1
前期的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主義舊文化的鬥爭。它開啟了思想解放的閘門，激發了人們追求救國救民真理的熱情，但未能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指明真正的道路。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新文化運動有了新發展。
儘管1920年後意識形態的要求日益強硬，知識分子言論的內容日益政治化，但不能把新文化現象僅僅輕視為開場或結尾時的一個插曲。它為富有創新精神的思考和新鮮政治社會觀念的普及化，創造了一個相宜的環境。
它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民國初年的幻滅感中失落了的自信和自尊。因此，一方面，它為有計劃地繼續追尋目的和方向準備了道路；另一方面，它確立了對新文化思想極為重要的價值——自由探索和自我表現的價值，務實判斷和合理瞻望的'價值。
這些價值的確立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判斷標準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他們據此繼續嚴格地評估後來政治的合法性，直至1949年的巨大轉折，甚至延續到這以後。
“ 這個新世界與我們的文明如此不同，身處其中，我們怎能安然無動於衷？”1917年，胡適準備回國承擔大任，他在美國已為此做了多年的準備，他寫道，“我們如何吸收現代文明，以使它跟我們自己創造的文明互相融合，協調發展？”
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包括胡適的批判者和敵人，都會認同這樣的態度。甚至那些懷舊情緒很濃的人，都很清楚不可能再回到過去時代的形態和制度。只有極少數康有為的追隨者，支援清廷於1917年7月短命而愚蠢的復辟。
對於五四前後的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例如胡適來說，問題在於，如何在過去與現在之間保持或創造一種連續性，以使中國的存在具有意義。
新文化運動論文2
在新文化運動中，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高舉“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向封建主義發起了猛烈的進攻，這裡的民主是指“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思想”還是指“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呢？要想正確理解民主的含義，有必要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來分析。
新文化運動的發生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包括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就其直接原因，則是袁世凱在文化領域掀起尊孔復古的逆流被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所不能容忍。於是他們高舉“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向封建主義發起了猛烈的進攻，一場猛烈抨擊幾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啟蒙運動便應運而生。
當時提倡的民主，是指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以法國為榜樣，反對君主專制和軍閥獨裁，反對為專制政治服務的封建倫理道德。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為《新青年》）。他在創刊號發表的具有發刊詞性質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歷數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提出了“人權”和“科學”的口號，要求青年大膽解放思想，敢於懷疑那些從來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陳腐觀念，以求實進取的精神奮起自救。他說：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忍受。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求男權之解放也。解放雲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關於“科學”，他說：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國人而欲脫矇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這裡的“人權”即民主。陳獨秀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對封建專制和封建道德思想進行了最猛烈的衝擊。陳獨秀在這裡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倫理道德民主的主張，號召人們拿起民主這個武器同舊的意識形態進行鬥爭。1916年5月，李大釗在《民彝與政治》一文中大聲疾呼：君與民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併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1916年9月李大釗在《青春》一文中號召青年站在民主自由的前列，“沖決過去歷史之羅網，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為“青春中國”之“再生”而頑強戰鬥。
由此可見，當時的激進民主主義者正是看到辛亥革命並沒有在中國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張旗鼓地宣傳民主思想，反對封建專制。他們用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思想，對袁世凱復闢帝制的活動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希望中國真正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
新文化運動論文3
新文化運動是20世紀初由陳獨秀領銜一部分激進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學為主要陣地發起的一場思想啟蒙運動，旨在反對封建文化，打破封建主義的束縛，力爭實現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國知識分子在運動中受到了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陳獨秀以其卓越的貢獻和獨一無二的作用，成為了這場運動的偉大旗手和主帥。
新文化運動是特定歷史時期綜合作用的產物，是近代社會長期物質和思想準備的結果。撥開歷史迷霧，應該高度肯定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所起的巨大歷史作用。但是，他之所以成為這場開天闢地的啟蒙運動的旗手絕不是歷史的偶然。我們應該追本溯源，追尋歷史的腳步，回到當時的歷史格局中，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辯證法的觀點，綜合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分析陳獨秀成為新文化運動旗手的主要原因。
一、陳獨秀的家鄉安慶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資本主義思想較為盛行
安徽位於中國東部內陸，臨江近海，地跨江淮，水陸發達，人口流動密集，思想傳播比較集中;緊挨的上海、南京在當時是兩個最具開放的城市，上海是《南京條約》規定的五口通商口岸，實行自由貿易，資本主義比較發達;南京是中國古都，是太平天國、中華民國的國都，是中西文化思想交鋒的主戰場。特別是陳獨秀的家鄉安慶，文風昌盛，人文底蘊深厚，在近代作為安徽省府長達170餘年，在安徽乃至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安慶是中國較早接受近代文明的城市之一，回顧中國近代化歷程，可以看到，安慶人姚瑩、方熊飛很早就有關於中國近代化的初步設想，太平天國運動在安慶對中國近代化具有推動作用，曾國藩在安慶關於中國近代化進行了一系列實踐活動，創辦內軍械所，製造了中國第一臺蒸汽機和第一艘機動船;安慶教案、鄧華熙的皖江變法在客觀上推動了皖江近代化、中國近代化，徐錫麟等人的安慶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和新軍起義的第一槍，加速封建王朝的滅亡、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建立，這些從一定意義上昭示了安慶較早啟動中國近代化的步伐。
安慶深受歐美風雨的浸潤，資本主義思想盛行，異域新文化與本土舊文化相互撞擊，形成了極其強烈的文化革新意識，作為生於斯、長於斯的陳獨秀，決心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願望非常強烈，迅速開啟了啟蒙思想，在安慶的藏書樓演說，創辦《安徽俗話報》，第一次舉起了。
二、一戰期間國內民族資本主義發展迅速，對新文化運動持積極態勢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國家忙於歐洲戰爭，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加上辛亥革命的促進和人民抵制洋貨鬥爭的推動，使中國近代工業發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
隨著中國民族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日益迫切地要求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束縛。民族資產階級在大戰中獲得了歷史上空前的發展，掙了很多錢，辦了很多廠。因此，對運動表現出十分積極的態度，有著勇敢的一面，這是由於運動與他們的利益有一致的地方。他們不但要求保持和鞏固在大戰中所已經獲得的果實，還要求進一步繼續發展;不但要求在經濟上求得發展，還要求在政治上取得地位。因此，可以說民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運動，部分原因是由於一定的愛國熱情和群眾力量所驅使，更重要的是這一運動與他們本身的利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他們幻想領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走西方資產階級所曾經走過的道路，強烈要求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與此同時，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隊伍也有所擴大，在這種形勢下，北洋軍閥加強封建軍事專制並要恢復帝制，不可避免地激起各階層人民的反對，於是，激進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思想文化領域發動了新文化運動。陳獨秀正好順勢而為，擎旗推動，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
歷史證明，新文化運動是繼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及辛亥革命之後的又一次思想啟蒙運動，是由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發動的，其革命比質都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代表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
三、陳獨秀舉起“民主”與“科學”兩面旗幟，正好適應了時代的發展需要
在當時，袁世凱復闢，思想界興起了“尊孔復古”的逆流，而受到新思想影響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迅速壯大，反帝、尤其是反封建的情緒目益高漲，自然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現出來，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社會階級基礎。在這種混亂而自由的社會氛圍中，新型知識分子吸納外來思潮，拓展文化視野，開始張揚自我個性，發表獨立言論，反省文了廿傳統，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軍。
新文化的先驅者主張以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制度，以科學精神、科學態度取代封建專制主義的盲從、迷信和獨斷，“民主”和“科學”遂成為相互支援、相輔相成的兩大旗幟。在《新青年》發刊詞《敬告青年》一文中，陳獨秀就舉起了民主與科學這兩面旗幟，歷數中國社會之黑暗，痛陳專制制度之罪惡，率先對青年們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點希望。這裡所陳述的 “六義”，實際上已經包含了“民主”和“科學”兩方面的要求，併成為思想革新和文化運動的宣言。
“民主”就是資產階級的平等、自由思想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反對封建專制，同時強調個性解放。“科學”既包括自然科學，又包括科學態度，科學精神。其目的都是為了反對封建統治。民主和科學思想的弘揚，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並且推動了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使人們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實踐證明，民主與科學思想的產生是社會變革的必然，是時代發展的要求，民主與科學是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的兩個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前輪。
四、陳獨秀思想的徹底解放、獨具特色的個性和文化追求促成了他的不凡成就
一個民族的覺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覺醒，一個擁有偉大思想的國家，才能擁有不斷前行的力量。陳獨秀從青年時代就投身於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洪流之中，很早意識到開民智的重要性。一是因為辛亥革命對陳獨秀刻骨銘心的影響。辛亥革命的成敗教訓使陳獨秀認識到，“中國要進行政治革命須從思想革命開始，首先要革中國人思想的命”。二是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陳獨秀曾經先後五次前往日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資本主義思想文化薰陶。
因此，他堅定地走上了反對封建糟粕，解放思想的道路，他認為開民智，首先自己要有智，於是邊翻譯邊學習，邊學習邊教育，邊救亡邊啟蒙，認為“沒有革命的力量，就沒有革命的成功”，重視廣大民眾的思想啟蒙，辦報辦雜誌，大力推動白話文運動，從思想文化上發動群眾、啟迪民智。
陳獨秀本人敢說敢為，不怕犧牲，決心捐軀，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他都積極響應、參與。一生高舉民主和科學旗幟，為人民幸福和國家民主化而奮鬥，他是堅定的愛國者和民主主義革命家。正是由於這種個性，他才能產生與儒學為代表的封建傳統文了徹底決裂的勇氣，才能擁有“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的膽量。才能手握民主和科學兩把利刃，刺穿中國幾幹年封建思想文化織成的密網，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曠古未有。他依託北大，以《新青年》為陣地，塑造海納百川、多元開放的文化胸襟，形成了開放、多元的文化品格。他獨特的個性加上他的才華使他天然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綜上所述，正是由於安徽特殊的地理位置培植了資本主義思想，國內民族資本主義在一戰中得到迅速發展，需要鞏固自己的利益，而陳獨秀所擎旗的“民主”與“科學”正好適應了社會發展需要，加之陳獨秀獨具特色的個性和文化追求，使得他必然地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
新文化運動論文4
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中，胡適是其中精神領袖之一，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真實。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近30年裡，胡適一直是作為負面歷史人物形象出現在大陸的學術界。其“歷史觀”也受到了廣泛而全面的批判。①改革開放以來的近40年來，學術界對胡適的整體評價逐漸由負面轉向正面，進而更加全面，對其“歷史觀”學術價值與產生的問題分析，也趨於客觀。一般而言，學界對胡適歷史觀中所蘊含的進化論思想、杜威實驗主義思想皆有清晰地揭示，對其史學思想與中國乾嘉學術以及與近現代疑古思潮的關係、歷史觀的得失，論之頗詳。②然而，就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胡適用“歷史的眼光”看待中國的典籍，以及在“中國文化史”的大歷史視野下所提出的古典知識分類研究的知識譜系的構劃，系統的研究方法，似乎關注得還不夠充分。
本文的要點並不在於比較新史學運動中王國維、梁啟超、胡適等人的作用大小問題，而是僅僅從“歷史的眼光”出發，來考察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的歷史觀，並從如下兩個大的方面來重新認識與評價胡適這一歷史時期“歷史觀”的思想內容:一是胡適對待中國古代歷史的基本態度與看法，二是胡適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具體要求與方法論思考，然後再重新認識其歷史觀對近現代疑古思潮的貢獻。
一、“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理國故”
可以這樣說，科學主義、實證主義是胡適哲學思想的靈通，也是其“古史觀”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歷史主義的態度則是胡適科學主義、實證主義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歷史學的整合。胡適認為，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研究“古學”，必須要有現代人的方法，那就是要:擴大研究的範圍。注意系統的整理。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這三種方法統合起來，就是要“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便可以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眾所周知，章學誠在乾嘉時代，為了對抗考據學，以自己特有的“別識心裁”，重提“六經皆史”的命題，再一次將史學提高到與經學相抗衡的地位。或者說，試圖用史學取代經學。龔自珍也曾提出“六經者， 因此，胡適的“歷史的.眼光”，其實也可以看作是以更加廣闊的史學眼光繼承並光大了了章學誠“六經皆史”思想，以及龔自珍“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的史學思想，將“史學”的研究範圍進一步地擴大了，而且將史學研究的目標轉換到追求客觀歷史真相的認識論方向上。歷史學研究首先要以真實材料為基礎，從而揭示歷史的真相，在把握歷史真相的基礎上來重估一切歷史事件的價值。
二、“中國文化史”視野下的古史研究方法論
在“中國文化史”的廣闊歷史學視野下，胡適歷史觀中所包含的歷史研究的方法論思想，主要體現在“整理國故”的主張之中。在胡適的眼中，“國故”即是中國的文化歷史，簡稱之為“國學”。整理國故，需要一現代的科學方法。而由系統的現代科學方法組成的方法體系可以視作其歷史研究的方法論，這一方法論的具體內容即是胡適提出的“系統的整理”的設想和“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方法。“系統的整理”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索引式的整理”，二是結賬式的整理，三是專史式的整理。“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方法，即是一種廣義的比較研究法。以此方法來研究中國的文化歷史，從而使中國的古代文化歷史的研究獲得一種廣闊的學術視野，擺脫傳統學術的門戶之見。聯絡上文所講到的“拿歷史的眼光”來研究歷史的一條來看，胡適古史研究方法論大體上可以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在人類歷史變化發展的時間序列裡，給每一文化歷史現象、歷史人物一個客觀的定位，在“求真”的基礎上展開其他各項的歷史評判工作。其二是通過“系統的整理”方法，對歷史文獻、歷史事件作一清理工作，並通過各專門史的研究以深化人們對文化歷史現象的全面、深刻的認識。其三是通過博採資料的方法，在比較研究的視野裡從事中國古史的解釋與說明工作。下文著重評述後面兩種歷史研究方法。
胡適提出“系統的整理”中國文化歷史的思想主張，是通過三種具體的方法來實現的，其一是“索引式的整理”。其具體意思是:“把一切大部的書或不容易檢查的書，一概編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書。”比如說，將《說文解字》依部首、或依筆劃，再加中一個檢字的索引，編一本《說文通檢》或《說文易檢》之類。
三、胡適的“新史學”對現代中國“疑古”思潮的推動及其生長點
說起近現代中國的“疑古”思潮，人們自然首先想到顧領剛先生。其實，“疑古”思潮是由胡適、錢玄同、顧領剛三人共同發起的。錢穆應顧領剛之邀而為《崔東壁遺書》所作的序文，對此有非常生動地描述:“三君者(指胡適、錢玄同、顧領剛，引者注)，或仰之如日星之懸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獸之氾濫縱橫於四野，要之，凡識字幾於無不知三君名。‘推倒一世豪傑，開拓萬古心胸’，於三君乎見之。在近現代思想史上，胡適是“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先驅性人物。近現代學術思想史領域裡的激進“疑古”思潮的出現，也應當從胡適說起。據顧領剛《古史辨自序》所言，在1917年前後的幾年裡，胡適發表的論文時常給他以“研究歷史的方法”的啟示，讓他“都能深摯地瞭解而承受”，使得顧領剛“發生一種自覺心”，知道最適合他的“性情的學問乃是史學”。胡適發表在亞東圖書館新式標點本《水滸》上面的長序，讓顧領剛對於小說版本問題的複雜性有了意想不到的認識。他說:“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說中的著作和版本的問題會得這樣的複雜，它所本的故事的來歷和演變又有這許多的層次的。若不經他的考證，這件故事的變遷狀況只在若有若無之間，我們便將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簡單，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從胡適歷史研究方法中獲得“暗示”，顧領剛“更回想起以前做戲迷時所受的教訓，覺得用了這樣的方法可以討究的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後來顧領剛提煉出“故事結構”的觀念，並用“故事結構”的觀念來解釋歷史傳說中的故事“先型”與後演義的故事關係，並將之運用到古史的研究上面。他說:“我們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堯、舜們和果、封們所以成了兩極端的品性、做出兩極端的行為的緣故，也就可以領略他們所受的頌譽和底毀的積累的層次。只因我觸了這一個機，所以驟然得到一種新的眼光，對於古史有了特殊的瞭解。但那時正畢業之後，初到母校圖書館服務，很想整理書目，對於此事只是一個空浮的想象而已。
四、餘論
胡適雖然到處都提倡科學方法，但在歷史學研究領域裡，胡適並沒有否定想象的重要性。因此，他的“新史學”肯定了想象力的重要性。他說:“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歷史家須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象力。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功夫;沒有高遠的想象力，不能構造歷史的系統。雖然，這裡所說的“想象力”不一定是文學、藝術的想象力，而與他的“大膽假設”幾乎是同義詞，然而也不應該否定藝術的想象力內容。這一點可以從他為陳衡哲女士的《西洋史》下冊所作的書評中看出。胡適這樣寫道:“史學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科學的，重在史料的蒐集與整理;一方面是藝術的，重在史實的敘述與解釋。而且也正是從古史敘述的藝術性角度，高度肯定了陳衡哲女士的這本十萬字的西洋史的長處。
一般而言，對於胡適歷史學思想的研究，如果沒有新史料的發現，現在幾乎難以有新的話可說了。本文著眼於胡適的“歷史的眼光”這一大歷史的觀念，並將其與清代歷史學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觀念、龔自珍的歷史觀聯絡起來，考察胡適“歷史的眼光”與中國史學思想發展的內在關係，從而揭曉示其特殊的歷史貢獻，並從現代人文知識的譜系學建立角度考察其新史學所開出的專門史研究方向及其歷史貢獻，最後又重新考察了其新史學與疑古思想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