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西方宗教的對比

　引言

每一門哲學不一定是一種宗教，但每一種宗教必定是一門哲學，中西方宗教文化對比。它代表著一個時期內人的情感、思想和信仰，同時也體現了那個時期內其所在地區的政治和文化理念。在各個宗教產生的初期，人類社會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侷限，對自身及生存的環境缺乏整體的、科學的認知。而宗教的產生正是給了人類在無知而萌生的恐慌中一種及時的情感依託。而後，由於宗教的迅速發展，它逐漸由被統治階級迫害的地位上升成為一種統治階級用以集中和麻痺人的思想感情的工具。在社會生產力水平相對較高的今天，宗教作為政治工具的時代已經逝去，它重新成為一種思想和文化的體現，在人類社會中仍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本文所要論述的就是中西方宗教在充當政治工具和體現思想文化上的異同，並取最能代表中西方宗教，當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二的佛教和基督教作為論述的物件。

佛教與中國文化

佛教於公元前五世紀由印度的釋伽牟尼創立，公元一世紀（西漢）時由印度傳入中國。東漢明帝時，開始受到了統治階級的重視。

佛教的教義反對把人分成等級，反對不平等的現象，同情不幸的人。同時，佛教還宣揚因果報應，主張逃避嚴酷的現實，用自我解脫的方法削除煩惱，而否定鬥爭。這是佛教消極的一面。中國曆代的統治者正是因為這一點而廣泛宣揚佛教。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盛極一時，影響波及各個階層。它作為一種外來文化，開始以一種融和的姿態進入中國文化的主體。佛教逐漸由“外來方術”變成了一支很有影響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力量，引起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道兩教的關注。在不斷的衝突當中，三教相互滲透，它們衝突的過程也正是融合的過程。

僅在北魏時期，全國的佛寺即從東晉時的'1700餘所一躍而達30000餘所。佛教徒還開鑿了雲岡、龍門、鞏義、敦煌、麥積山、炳靈寺等十幾座著名石窟，雕塑的佛像和繪製的壁畫不計其數。這些石窟的開鑿使得中國的雕塑和繪畫藝術得到很大推動。這一時期的畫匠在遵循佛教圖本的同時，不斷加入個人的理解和想像，具有時代特徵的審美情趣滲透其中，使得佛教的文化藝術逐漸中國化，最終匯入中原文化的母體之中，成為傳統文化的延續和補充。

與此同時，南朝梁武帝也對佛教大肆推崇，社會文化論文《中西方宗教文化對比》。《南史郭祖深傳》載：“時帝（梁武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也印證了這一點。有趣的是梁武帝晚年時自己竟出家做了和尚，使得樑朝大臣們花去四萬萬錢將其四次贖回，才保住了這個昏庸的皇帝。由此可見當時佛教在中國的地位了。

此後的一千餘年中，佛教一直都佔據著中國宗教的頭把交椅，也代表著一支強大的文化力量。在當今的中華大地上，代表佛教文化的景觀隨處可見。如佛教四大聖地——普陀山、峨眉山、九華山、五臺山，還有西安的大小雁塔、嵩山少林寺、洛陽白馬寺，藏傳佛教的布達拉宮、塔爾寺等等。這些代表佛教文化的自然景觀和建築藝術都是組成中華文明不可獲缺的財富。

基督教與西方文化

在西方傳統中，人們習慣稱西方文化為“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文明”。這是因為西方文化有著三大源頭；以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希臘文明，發展為後來的科學傳統；古希伯來文明和猶太教從對上帝的敬畏，引發出宗教原罪思想；古羅馬法制文明，發展為近代法制觀念。而這三大文明都彙總於基督教，並以宗教信仰的形式在西方構築起龐大的文化體系。

基督教相傳是由耶酥及其門徒在巴勒斯坦創立起來的。但事實上，從同時代的歷史文獻上來看，對基督教的產生並無明確的記載。因此，耶酥創立基督教一系列的過程也只能是一種傳說，體現了早年基督教的思想方向和意志。它宣揚原罪論，認為人生來即有罪，只有相信上帝，用一生去懺悔、贖罪，死後才可能進天堂；否則就會下煉獄。這一點也決定著基督教信徒同佛教信徒一樣要具有對世間萬物的寬容和忍耐；而同樣也由於這一點，基督教逐漸受到西方統治階級的操縱，成為了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的工具。——這是違背所有宗教初衷的，但又都不可避免。

基督教在西方社會地位的鞏固始於公元四紀，羅馬帝國統治者開始大力扶植基督教，並使之變成羅馬帝國國教。

基督教在羅馬最終取得成功，固然與統治者的扶植分不開；但更重要的是從2世紀末起羅馬帝國內憂外患，局勢動盪，人們從捉摸不定的現實中逃離，投身宗教以求得心靈上的慰藉；同時統治階級也急需為即將倒塌的帝國大廈尋求一根強大的思想支柱，這在無形中也就為基督教的生長提供了優良的環境。從此，基督教一步步的邁上了西方社會統治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