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時期陶瓷和紡織的資料
陶器，仍然是當時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左傳》定公四年載，周王賞賜給康叔的“殷民七族”中有陶氏，大概是以燒陶為其職業的。可見，西周時期的陶業生產已經有了專門的行業。最近，在陝西岐山扶風發現了兩處西周早、中期的宮殿遺址，其中一處就是使用瓦的建築物。這種瓦雖然僅是使用於奴隸主貴族的宮室上，但是，它在中國建築史上卻具有重要意義。原始瓷器的生產，在商代的基礎上也有了一定的發展。陝西、河南、山東、北京等地的西周墓中均有原始瓷器發現。在淬西張家坡遺址中也發現了極少量的原始瓷器，表面有青色或黃色的釉，能夠看出器形的有豆和壘兩種①。這就說明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西周時期已經掌握了陶瓷工藝的高度水平。
西周時期的玉器使用更加普遍。它不僅用於奴隸貴族服飾或其他佩帶物上，而且又是他們區別尊卑的禮器，如璧、環、璦、璜、圭、璋、琮以及戈、斧、刀之類的仿兵器儀仗用品，等等。這些玉器都很精細，並有專門的作坊進行製作。在西周灃西遺址中，曾經發現有大量的紡陶輪和少量的石、骨紡輪以及骨、角、銅製的錐、針之類的工具，說明紡織業是當時的一種重要的手工業。
當時的紡織品遺物或遺痕，在那時的大小奴隸主貴族墓中時有發現。陝西寶雞茹家莊西周中期墓中新發現的一批有關蠶、絲的實物和遺痕，為研究西周絲織和刺繡提供了重要資料①。據《尚書·禹貢》所記，?賈蕁柏使逼崴浚?鼠踔?摹保磺嘀蕁柏鼠??絲”。貢品都是各該地方的特殊物產或著名物產，以絲織品上貢，標誌著絲織品的產量之大或織作之精。齊是周代絲織業最為發達的地區，史稱：“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②。齊國的絲織業在西周初年己開始發展起來，當太公初封營丘時，由於“地??滷，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故齊能“冠帶衣履天下”③。車，除了用於戰爭外，也是當時重要交通工具。西周時期的車，形制更加精巧，種類更為增多。製造一輛車，要有木工、金工、漆工和皮革等多種工匠的合作，構成了一種綜合性手工業。西周時期的大小奴隸主貴族，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往往隨葬其真車真馬。從已經發現的西周車的構造看來，較之商代雖然多少有些改進，但基本上承襲了商制。
西周時期的青銅藝術是典型的奴隸主藝術，有著明顯的階級特性。但是它的工藝技巧，卻充分體現了當時手工業者和奴隸們的聰明才智。我國青銅藝術這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都是世代相傳的勞動人民的智慧結晶。
西周青銅工業的發展
在西周官府手工業中，最為重要的仍然是青銅工業。早期銅器的分佈地點，除了豐、鎬和成周外，各地的諸侯國大概也都有鑄造。已經發現的西周早期最大銅器如《大盂鼎》，雖然沒有商代《司母戊鼎》大，但這時發現的青銅器總量卻超過了商代晚期。可見，西周早期的青銅工業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西周中期以後的銅器出土數量則超過了早期，例如在長安、扶風、岐山等地歷年來發現了多批窖藏銅器，一窖少則四五十件，多則百餘件，其中大部分是屬於這一時期的。又如，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銅器竟達一百八十一件，其他大宗的工具、武器、車馬等器物，更不下五千件。其數量之多，說明了那時生產規模的擴大。商代銅器中以酒器的門類最為豐富，西周時代則著重於飪食器。西周銅器的主體是鼎、鬲、?、和、?、?。我們說周人減少了酒器的鑄造，並不是絕禁飲酒，不過是有了一些節制而已。西周中晚期的青銅酒器主要是壺和?。西周晚期青銅酒器非常少見，如爵，改變了形狀，成了有柄的圈足小杯，觚也降低了高度成了有把手或雙把手的杯形器。與銅器的形制相適應，西周時代銅器藝術裝飾的題材和風格，與商代大體相同，也有濃厚的民族特色。這種銅器裝飾題材的`獨特的內容和風格，以及極為別緻的裝飾方法，完全說明了商周的銅器藝術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生產和發展起來的。再從鑄造技術看，這時已經擺脫了商代的鑄銅工藝，發明了一模翻制數範的方法。例如虢國墓出土的鬲、、簋、壺等器，和其他地區西周中晚期常見的同類器物，往往都是採用這種方法鑄造的。在虢國墓中還發現有三面銅鏡，這表明在當時的青銅工業中不僅有禮器、武器，而且有了生活用品。
歷史
共和
①政體形式，見共和制。
②歷史年號：
指周厲王之後?周宣王之前十四年間(前841～前828)的政權。有兩說?一為召穆公?周定公共同執政?稱共和?一為共和執政。周厲王胡暴虐侈傲?寵信虢公長父?榮夷公等佞臣。大夫芮良夫曾加勸諫?指出榮夷公好“專利”(霸佔土地山川的產物)?會釀成大難?厲王不聽?終以榮夷公為卿士?執政用事。芮良夫又告誡執政諸臣?不可“專利作威”?否則國人將“為王之患”?也未得結果。國人對厲王不滿?“謗王”?厲王大怒?命衛國之巫監視國人?有“謗”者殺?致使諸侯怨恨不朝?國人不敢談論政事。大臣召穆公虎進諫?指出“防民之口?甚於防水”?厲王仍不聽。經過三年?國人憤而起義?攻襲厲王?厲王逃奔到彘(今山西霍縣)。太子靜藏在召穆公家?被國人包圍?召公以自己之子代替?太子才得免難。
厲王出奔後?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同行政?號為共和。共和元年(前841)?為中國古史有確切紀年之始。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周?召二公共立太子靜?是為周宣王?共和乃告結束。
一說厲王出奔後?諸侯推共伯和代行天子事?故稱共和。厲王死?共伯和使諸侯奉太子靜為王?自己回到衛國。此說與《史記.衛世家》記載不合。
土田附庸
土田附庸
「土田附庸」一句，出自《詩·魯頌·宮》篇，其雲：「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土田附庸」是指附屬在土地上作為僕庸的耕作者。分封制度下，封君擁有三批屬民，一是擔任官司的人，一是分配的殷遺民，一是附屬在封地上的原居民。「土田附庸」即指其中的第三批。
漫淡周陵
周陵通常指周文王之墓和周武王之墓，周公是聖人，他的墓也可以列入其中。周成王不敢以周公為臣，周公逝世，遂使其近於文武而葬。那麼周陵在何處呢？
我曾經按圖索驥，索其大冢，在咸陽市渭城區周陵鄉周陵村看到了周陵。它們一南一北，相距百米，南為周文王陵，北為周武王陵，皆有畢沅所立其碑。畢沅是江蘇太倉人，以科舉考試的形式為清政府錄用，併為乾隆青睞。乾隆三十八年，就是1773年，任他做陝西巡撫。為官一度，除了處理公務，他走遍三秦山川河流，勘察勝蹟，收集金石，撰以為書。其人並非附庸風雅，相反，他是真正喜歡學問，對經史諸子多有研究，終於著作等身。陝西幾十座帝王之陵，無不有他所勒之碑。昔日守土之臣，往往比肩接踵，然而得以留名的總是十分寥落。凡流芳者和傳頌者，當為立德立言之士，立功也可以留名，不過其功必是修路建橋或營造水利之類的千秋萬歲之功，急功短利是不行的。畢沅是尊重和維護文化遺產的人，而且頗為奧博，可惜他為周文王和周武王樹碑有誤。
畢沅之錯是有緣故的。一直以來，方誌野史或其他著作，皆認為周陵在畢，然而其畢有二，其一是渭河以南的杜中之畢，其一是渭河以北的畢原。畢沅顯然放棄了杜中之畢，選擇了畢原，他說：“文王陵在咸陽縣北一十五里畢原上。”又說：“武王陵在文王陵北。”又說：“周公墓在文王墓東。”這便錯了，而且以訛傳訛，竟產生了鄉名周陵鄉和村名周陵村。所謂杜中之畢是司馬遷所斷，畢指終南之道。師古有言：“畢陌在長安西四十里。”詩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為基，堂喻畢道平正如堂。文王作豐邑，豐邑在鎬水西，武王作鎬邑，鎬邑在豐水東，其去二十五里，這一帶為周之本營，在茲向祖宗致祭非常合適，所以周陵當在斯地。遺憾畢沅不以為然，從而紕漏一處，荒謬幾世。
經考證，畢沅所立碑之周文王陵，是秦惠文王公陵，周武王陵是秦悼武王永陵。實際上自宋以降，如是兩座秦王陵便誤之為周陵，並建築祠堂以致祭。，反覆修葺，逐漸擴充，遂有文王坊、戲樓、獻殿、過殿、後殿。規模巨集偉，望之巍然。按禮，明清以來，朝廷以時會遣重臣率守土之臣向文武行祀。畢沅曾向乾隆皇帝報告：因為公務經過陝西各府，各州及各縣，凡見帝王之陵必下車拜之。想來，他一定是要拜周陵的。可惜他拜的是秦王，別的大臣也都拜了秦王吧。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明清之臣，包括畢沅，顯然不是向秦王獻媚，不過若有靈在，那麼文、武尷尬，秦王遂會竊笑的。
周陵在杜中，在豐鎬一帶，但一再探查並挖掘，它都遲遲不現。周陵應該是中國重要的文化遺產，然而它究竟在哪裡呢？
當年開鑿昆明池，掏出了黑土，漢武帝很是困惑，便問東方朔。東方朔佯裝不明白，答其西域胡人知道，可以詢之，漢武帝遂再問胡人，胡人說：“劫燒之餘灰也。”什麼時代的劫燒呢？誰製造的劫燒呢？西域胡人又怎麼知道是劫燒呢？豐邑和鎬邑，或有周陵，皆在劫燒之中嗎？當然也有論者指出，是昆明池淪陷了周的故都，並有周陵吧。還有論者認為，秦始皇在豐邑之間營造其宮就已經毀了周的遺存。總之有一點神祕——周陵消失了。
九鼎
①相傳夏禹鑄九鼎，象徵九州，夏朝、商朝、周朝三代奉為象徵國家政權的傳國之寶。戰國時，秦、楚皆有興師到周求鼎之事。周顯王時，九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唐武后、宋徽宗也曾鑄九鼎。《史記·封禪書》：“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後亦以九鼎借指國柄。
九鼎就是九州的象徵，就是完整的國家，九鼎振動就是國家受到安全威協，周朝時中國分九州：冀、兗、青、揚、荊、豫、、雍、幽、並，每個州都有一個鼎來象徵的。
②喻分量重。詳見成語“一言九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