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楊善洲同志先進事蹟報告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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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楊善洲的二女兒。記得上國小時,有一天,老師教給我一首好聽的兒歌:“爸爸是一棵大樹,媽媽是一棵大樹。我們是快樂的小鳥,在兩棵大樹間飛來飛去。”回到家,我背給姐姐聽,揹著,揹著,姐妹倆就哭了。

懷念楊善洲同志先進事蹟報告會上的發言

為什麼哭呢?因為我們很少見到當時擔任保山地委副書記的爸爸。我是3歲多的時候才第一次見到爸爸,媽媽讓我叫“爸爸”,我卻害怕得直往媽媽身後躲。

不光是為我們姐妹哭,也為媽媽哭。爸爸長年在外,媽媽成了家裡的頂樑柱。糧食不夠吃,她就上山找來野菜充飢;我和妹妹沒有錢上學,她清晨上山摘野果,夜晚熬夜編糞箕、扎掃把,挑到街上去賣,一分一分地湊學費……

慢慢長大了,有人對我說:“你爸是地委書記,靠著這棵大樹,你們一家有享不完的福。”其實我知道,爸爸這棵樹,根本靠不上。不但靠不上,他還經常“阻止”好心人對媽媽和我們姐妹的幫助。那時候,我感到的不僅僅是委屈,甚至有些怨恨他。

1970年,我媽媽生我妹妹,家裡缺糧,一家人靠野菜摻雜糧度日。有一天,鄉民政幹部經過我家,看到這種情況,就送來了30斤救濟大米和30斤糧票。後來爸爸知道了,責怪我媽說:“我是黨的`幹部,我們不要佔公家的一點便宜,領導的家屬決不能搞特殊!這大米和糧票要攢了還給公家!”差不多過了半年,我媽媽硬是東拼西湊,才還清了這筆糧款。媽媽說:“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公家歸公家,個人歸個人,我曉得他的性格,我可以少吃點,只是娃娃們餓著可憐啊……”

更讓我們姐妹不能理解的是,爸爸擔任保山地委書記的時候,按當時的政策,媽媽和我們姐妹都可以“農轉非”。爸爸身邊的工作人員填好申請表後,向他報告,他卻把申請表要了過去,鎖進了抽屜裡。一個地委書記,老伴和3個孩子竟然在老家當農民,說起來恐怕誰都不會相信,可爸爸就是這樣做的。

爸爸去世後,在整理他的文稿時,我們讀到了多年來埋藏在他心裡的對家庭的歉疚:“我出來工作,家庭是很困難的,家有老母親、老伴兒,後來又有3個娃娃,就靠老伴兒在家養老供小,我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家庭……我對家庭欠債很多……我從地委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來,回到大亮山種樹,除了想為家鄉的群眾做點實事,就是想離家近一點,每個月都爭取回家看看。”

爸爸其實是個很有感情的人,無論是對群眾,還是對自己的家人。

我讀八年級的時候,爸爸把我接到保山讀書。在保山,每個月爸爸給我買好飯菜票,還給我6塊錢的零花錢。有一次,我發現自己的枕頭下多了一把梳子,後來才得知是爸爸給我放的,細心的父親知道女兒已經到了愛美的年齡。還有一次,學校放假,爸爸特意回施甸老家來接我,因為擔心趕不上客車,爸爸帶著我早上四五點鐘就起來走小路。結婚時,爸爸沒有給我買過什麼,後來我有了孩子,爸爸來看我,發現一家人的衣服亂七八糟地塞在一個大紙箱子裡,就給了我100塊錢,讓我去做個衣櫃。

在爸爸的內心深處,他覺得這一輩子,歉疚最多的,就是媽媽。1996年我媽媽因膽結石住院16天,因肺氣腫住院13天,兩次住院,爸爸都從大亮山趕下來,一直守在媽媽身邊。他每天都會早早地買好早點帶給媽媽,守到夜裡很晚才回去,每次吃飯,他都要親自端到媽媽的床前。然而他生病了,卻不要媽媽去看他,陪他。就在爸爸最後一次生病住院時,媽媽到醫院去看望他。爸爸一看見媽媽就說:“你怎麼來了?你暈車,以後別來了,我不會有事的。”媽媽說:“我來看你一眼,你好了就回去。”媽媽在醫院守了爸爸三天,這三天,不管如何疼痛,爸爸都強忍著不出聲,那是因為他不想讓媽媽擔心。

意識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爸爸在狀態稍好的時候,反覆向我們交代:“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是你們的母親。市裡獎給我20萬,我捐了10萬給保山一中,6萬給了林場,專門留了4萬元給你們的母親,你們要好好用,讓你們的母親安享晚年,她這一輩子不容易。”彌留之際,他掙扎著叮囑我們,要把一部分骨灰埋葬在老家的後山上,將來陪伴媽媽。

對懷念父親的人民群眾來說,爸爸走了;對媽媽和我們姐妹來說,爸爸終於可以回家了。如今,只要我想到爸爸,浮現在眼前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參天大樹。爸爸就是那棵大樹,他張開雙臂,為老百姓遮風擋雨了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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