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填空與記憶補綴
長久以來，人們總說中國文化是“歷史的”。然而，現在的中國文化卻很難再說是“歷史的”了。因為“昨天”剛剛過去，就被迅速遺忘;不用多久，有關昨天的記憶可能就會成為忘得乾乾淨淨的“白茫茫一片大地”。或許鄧拓先生早就看到此點，所以在四十幾年前竟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呼籲要“專治‘健忘症’”。
然而，人們往往會有“我們緣何需要集體記憶”的疑問。其實，集體與個人一樣，當喪失了集體記憶時就會錯亂。因此過去的痛苦與欣悅、輝煌與衰敗、光榮與罪過都應該銘刻在集體記憶中，只有記住歷史，才能面對未來。一位俄羅斯歷史學家寫道，在俄國面臨的大變動中，俄羅斯人民瞭解歷史的熱情空前高漲，因為人們認為俄國在20世紀幾次影響人類命運的鉅變，並非憑空產生，而是與俄國曆史有著緊密的內在關係。在俄國的啟蒙思想傳統中，文學一直起著特殊的作用，而現在，“歷史”則取而代之，“在文學止步的地方，由歷史學家撰寫的隨筆和論文展開了接力賽”。或許，有人會強調應當忘記過去，面向未來。但正如一位波蘭歷史學家所說：“關注未來不能被視同願意忘卻，決不應該認為忘卻是通向社會和平的通行證，記憶是國內和平的組成部分。”因為有記憶，個人和集體才會對自己的過錯、罪孽懺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轍;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諒、寬恕迫害者。忘記過去，並不能帶來和諧。而健忘的集體，總會不斷地重複錯誤、罪孽，難以自拔;人類社會也將陷入“冤冤相報何時了”的悲劇迴圈之中。
保持真切的集體記憶並不容易。“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有人倫品目焉。”由此可見，在中國的主流觀念中，歷史一直有著崇高甚至近於神聖的位置。“春秋筆法”也是古代中國文人在政治高壓下指陳時弊的慣常手法，因此古代歷代統治者對歷史的寫法也就極其敏感，總是想壟斷歷史的話語權。古代歷朝歷代，都要花官帑無數，修出“欽定”的“歷史”，即人為地規範集體應記住什麼、忘卻什麼。這種“欽定歷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體記憶空白，為偽造、塗抹歷史提供了可能。歷史能如此輕易地被忘卻、被塗抹，著實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健忘”形成的一個重要學理原因是“唯文字”閱讀。當研究一個歷史人物、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歷史運動時，往往將某個歷史人物的公開言論、自我表白，有關事件的宣言、主張、綱領等文字信以為真。殊不知，公開的“文字”與真實的“歷史”，往往相距甚遠，有時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個社會每個時代或多或少都會有各不同的“禁忌”;對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時空內的“書寫”往往“只能這樣”“只能那樣”。而學者往往也會有自己的偏愛或偏惡，對自己的研究物件，無論是人物、事件還是思想體系，可能有意無意地或者隱惡揚善或者隱善揚惡;對某種思想往往根據文字便闡發、疊加、附會了越來越紛繁、豐富、精巧、華美、恢巨集的意義。這一切，都使文字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後來者往往容易唯文字是信，對“欽定”的“記憶規範”和書寫者的主觀好惡形成的這種空白，缺乏應有的認識。
我也是經過二十多年的歷史研究並結合自己曾經下鄉、當兵、當工人的生活經歷，才逐漸認識此點。有一番閱歷後，對自己青春年少時讀過的某一本書、某一段文字，當年深感艱澀難懂，現在頓感原來簡明易懂;當年認為無關緊要，現在才知原來至關重要。而這種要警惕“空白”、“空乏”的觀點，前人早有深刻論述，自己也早就讀過，只是當年未能理解、體會罷了。
大學時代，我對當代外國哲學深感興趣，自然要讀到當代法國結構主義大師、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之一阿爾都塞的作品。當時，他的著作並未翻譯過來，只有一些介紹、評析文章，在這些文章中，第一次知道了他的“症候閱讀法”。“症候閱讀法”是他的一個重要理論，就是在閱讀中把所讀文章中被掩蓋的東西揭示出來並且使之與另一篇文章發生聯絡，而這另一篇文章作為“不出現”存在於前一篇文章中。這種閱讀方法不相信看得見的東西，即書本上的白紙黑字都是不值得相信的“表面文章”，而真實的東西往往是“不可見的”，往往表現為“匱乏”和“缺席”，必須從作者的文字的“症候”入手，從字裡行間讀出空白、猶豫與沉默。對此高論，當時我費盡心機仍感一頭霧水，也就似懂非懂，不了了之了。
如果說當代外國哲學是我的課外興趣，那中國古代思想史就是不得不學的專業課了。當讀到明末清初學風丕變，以黃宗羲為宗祖的浙東學派堅決主張“言性命者必究於史”，錢大晰強調以讀史來救治當時學風之弊，對長期的“經”“史”兩分強烈不滿，章學誠進而提出“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盈天地間，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學”“聖如孔子，言為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況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等等論述時，我並未理解其中大有深意，反不無輕慢地以為瑣屑。
或許，只有歲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這些年，我對“唯文字是信”的荒誕與危險感覺越來越強烈，認為越來越嚴重的“唯文字”閱讀，是當前值得重視、應當警惕的學風之一。這種“純文字”闡釋捨去歷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時髦的“學術話語”，以此歪曲歷史使之符合“理論”。而“趨新若鶩”的`青年學子，格外容易被其震住、唬住、迷住，不知不覺便戴著這種“有色眼鏡”看待歷史與現實。因此我經常不厭其煩、不憚重複地寫文章提出要透過文字，要看到文字之後的歷史實在，指出“純文字闡釋”有可能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歷史研究，就是要能夠發現“空白”，然後“填空”。這時，三十年前讀過、當時並未理解、幾乎已被忘記的“症候閱讀法”突然浮現腦際。阿爾都塞早就這樣寫道：“要看見那些看不見的東西，要看見那些‘失察的東西’，要在充斥著的話語中辯論出缺乏的東西，在充滿文字的文字中發現空白的地方，我們需要某種完全不同於直接注視的方式，這是一種新的、有資訊的注視，是由視域的轉變而對正在起作用的視野的思考產生出來的。”道理簡單而深刻。同樣幾乎被我忘記的“浙東學派”也重新浮現出來，真正體會到他們對“不切人事”“離事而言理”這種貌似的學術批評和對“史”的強調，其實飽含著歷經一個王朝覆滅劫後餘生者的椎心泣血之痛！
歷史是對過去的記憶。米蘭?昆德拉強調，對過去記憶的喪失，將使“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運動自由而毫無意義。”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原因所在。擺脫歷史記憶，生命將變得毫無意義。而千千萬萬無辜的死難者，將被歷史迅速遺忘，最多化為歷史教科書上一小段無足輕重的文字或幾個乾癟枯燥的數字。雖然知道歷史必然有大量“空白”因此有填不完的“空”，但“知其不可而為之”，儘量不讓歷史“留白”、儘可能為歷史“填空”，就更是歷史學家，不，應是所有人的責任。昨天如果連飛鴻雪泥都不曾留下就白白逝去，終歸令人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