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模板9篇

演講稿是一種實用性比較強的文稿，是為演講準備的書面材料。在當今社會生活中，越來越多地方需要用到演講稿，相信許多人會覺得演講稿很難寫吧，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9篇，供大家參考借鑑，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20xx年9月13日，一切都顯得那麼平靜。所以，當噩耗傳來的時候，我是不信的。但殘酷的新聞迅速出現在了各大媒體平臺——重慶電視臺的直升機在執行航拍任務時不幸墜毀，機上4人全部遇難！我的同事宋昊恩和蔣亞，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蔣亞和宋昊恩是重慶廣電航拍事業中的黃金搭檔，有人說，“他們就是為航拍而生的”。他們多年來所拍攝的《鳥瞰新重慶》，以其超低空穿行、橫跨90度的拍攝畫面令人驚歎折服，成為所有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的人心目中的經典。

每一次航拍對於宋昊恩和蔣亞來說，無疑都是一場戰鬥。他們必須透析重慶各種地形地貌，制定詳細計劃，應對各種氣候。一天可能會飛行9個小時，在狹窄的機艙裡，蜷縮著一動也不能動。昊恩患有高血壓，但降壓藥有利尿作用，為減少飛機的起降，他在航拍時從不吃藥。蔣亞因為高強度的航拍患上了強直性脊柱炎，一疼就是一整夜。

20xx年9月13日中午12點多鐘，昊恩給我發了一張他在飛機上拍攝的照片，說天氣不理想、有點失落。我萬萬沒有想到，那竟成了他留給我最後的聊天記錄。十幾分鍾後，飛機失事了。有著雄鷹夢想的昊恩和蔣亞，將他們年輕的生命定格在了雲層之上。

最初看他們留下的最後的影像時，這畫面上寫著美，寫著國家的發展與時代的變化。而現在，我看到這畫面上分明寫著記者的責任和擔當。而在中國，用生命踐行承諾、用忠誠守護使命的記者又何止宋昊恩和蔣亞……

20多年妙手著文章、創新做公益的俞佳友，18年始終衝在新聞第一線的高思傑，歷時9年寫數篇內參為一起冤案平-反堅持不懈的湯計……他們之所以有如此的人生高度，是因為他們把根紮在了最厚的土壤裡。

新聞界前輩穆青有句名言“勿忘人民”，因為人民在哪裡，新聞就在哪裡！做記者27年，我深深地知道，生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是幸運的，因為有無數的新聞在前面等著我們。

我於1998年12月,從浙江溫州入伍,來到駐哈爾濱某部“老虎團”當兵，20xx年入黨。在部隊期間，任政治處宣傳股報道員，5次被評為“優秀士兵”，3次榮立三等功。

20xx年，哈爾濱日報報業集團給我了這名退伍戰士一個展現自己的平臺，在每天的奔跑中實踐人生的價值。脫去戎裝，端起相機，幹上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職業，倍感神聖和自豪。在過去的10年裡，不管是寒風暴雪還是驕陽烈日，只要有新聞，我都會勇往直前。在任何現場，我是一名記者，更是一名戰士。

去年4月的一天，松北區一煉油廠發生爆炸，我急忙驅車趕往事故現場。當車開到距離爆炸現場一、二公里附近時，道路已經封鎖，任何車輛和行人不能通過，我把車停好後，背上相機繞開警戒線，從旁邊往現場跑，跑著跑著，聽到有人在喊我。我一回頭，看到一個警察在喊，我當作沒有聽到，繼續往現場跑。但是很不幸，我背的裝置太重了，不佔優勢啊!我被警察一把抓住，問我：“你幹啥的?”我說：“哈報的記者著急採訪。”“不行，你不要命啦。”接著，他連拖帶拽把我拉到警戒線外。這時，我眼前就是多個油管爆炸後產生的數百米濃煙，而我進不去。真是生不如死啊!我回到車裡，穿上消防服，和增援的消防官兵混在一起衝進火場。

消防官兵在距離熊熊燃燒的油罐不足5米的地方奮力撲救，毫無退縮，他們在用生命捍衛自己職業的尊嚴和責任。作為攝影記者的我，一個現場的記錄者，我的職責就是用最清晰的畫面，最近的距離去紀錄他們。我和他們是一樣的，我也在戰鬥。

在哈爾濱的新聞圈子裡，有人給我起個外號——猴子。不是因為我長得像猴子，而是因為在拍攝大場面時，在沒有高點的情況下，我爬過斜拉橋、訊號塔、塔吊、煙囪等比較高的建築物。20xx年7月，黑龍江省鐵力橋發生坍塌事故，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我第一時間驅車趕到現場。在現場拍完所有的鏡頭後，我總感覺有缺憾，沒有一個從高點俯拍的救援現場的大場景畫面。這時我又找到距離事故現場300米左右的一個鐵塔。當我跑到鐵搭下面時，我猶豫了，塔下面有個紅色的警示標誌：“有電!請勿攀爬”。我當時的思想鬥爭十分激烈：爬還是不爬呢?10多分鐘後，我還是爬上去了。約一個小時後，我爬到了頂端，這時天空開始烏雲密佈，下起了小雨。我拍完滿意的照片後從塔頂爬下來，當距離地面還有10米左右時，附近的一個農夫跟我說：“孩子你爬這麼高多危險啊，打雷容易劈著。”我說：“謝謝，我拍個照片。”

在救援現場，作為一個記者，你會選擇採訪拍照片還是去救人?我會選擇去救人!

20xx年冬天，我接到新聞線索，哈爾濱松花江冰面上有人涉險過江被困江面，當我趕到現場，看到江面已經圍了上百人，在江北位置有一個模糊的小黑點，就是被困的老人。我拍完照片後，又等了一個多小時，救援太慢了。當時我想，被困老人是從冰面上從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走被困江面的，我如果沿著他行走的路線去救援他是否更快呢!我立刻叫上一名同伴從濱州鐵路橋跑到江北，因為我不會游泳，我還帶上從漁民家借的兩個游泳圈和一條繩子。出發前，我把一支鋼筆交給我的同伴，這支鋼筆是我去當兵時，父親在溫州火車站送給我的，我每天都會把它帶在身邊。我跟同伴說：“我要是沒有回來，請把這支筆交給我的父親。”接著我走上冰面，匍匐前進了40多分鐘，終於來到了距離被困老人10多米的地方。此時，我身體下面的冰面非常薄，不時發出“吱嘎”、“吱嘎”的聲音。我身上已經溼透了，感覺特別冷。我非常害怕，需要一種力量支撐我前行。我想到了在部隊常唱的一首軍歌——《過硬的連隊、過硬的兵》：“過硬的連隊，過硬的兵......”我一邊唱著這首歌給自己加油打氣，一邊將冰面踹碎後遊向被困老人。我把繩子繫到老人身體上，我陪他在冰水裡堅持20多分鐘後，對面的救援警察也趕到了，我們一起將老人救上岸。

在這個現場，我沒有拍攝到驚心動魄的救援場面，這將是永遠的遺憾。但我不後悔，因為在那個瞬間，我選擇了尊重生命，生命是無價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夢想，而我的夢想是從進入“哈報集團”從事記者職業開始的。我第一年獲得“敬業獎”、第二年獲得“敬業獎”、第三年獲得“敬業獎”，當我連續第四次獲得“敬業獎”時，我的“夢想”開始了。我希望能拿到10個“敬業獎”，這些年，我一直為這個“夢想”奔跑著。

一直以來我把家裡最好、最重要的位置留給了我的夢想，我會每年往家裡添置一個“獎盃”。每多一個獎盃，距離我的夢想就更近一步。去年年底，哈報集團將第10個“敬業獎”頒給我，同時我還獲得“中國傑出攝影記者獎”，我終於實現了自己10多年的一個夢想。

請相信我，激情燃燒的歲月才剛剛開始，艱辛求索的道路還很漫長，我會堅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一如既往，當個新聞戰線的好兵。

今年8月底，我從太平洋一艘名叫“海洋六號”的科考船出海歸來。這艘船上的中國地質人，常年在國際公海進行資源調查，為國家探尋海底礦藏。

起航沒幾天，大海就變得喜怒無常。七八級風，浪高4米，我感覺頭暈目眩。船長藍明華搖搖晃晃在四處排查隱患，他叮囑我最好回屋躺著。層層巨浪瘋狂地拍打著窗戶，凌晨1點多，船要翻了似的發出坍塌般轟鳴，瞬間就把我從床上狠狠地甩了下來。藍明華衝進駕駛臺發出一連串指令：“艄向過左30度!船速降3節……”他跟我說，“海洋六號”搖到30度就可能翻船，一個橫浪過來，船搖到了20多度，好險!就這樣，“海洋六號”帶著深海找礦的國家使命，與一個個颱風擦肩而過。

海況一好轉，大家就得忙著把上百件高精尖裝置送到海底去取樣。科考隊員王俊珠拿給我一件救生衣穿，他說，甲板溼滑，裝置多繩索。如果不小心套住腳或被搖晃的儀器撞到，都會容易落水。果然，就在送裝置下水時，他一轉身不小心碰傷了腿，但只是咧了咧嘴，就跳上1米多高的取樣箱去掛鉤了。還有一次，一臺操作機器突然失靈，千米長的鋼纜緊貼船尾，一旦卡住螺旋槳，整條船的人員和物資都有危險。搶修小組一頭扎進40多度的機艙連續5小時排險，電機員說，這已經是今年第20次了，時間最長的一次是連續9小時搶險。就在這種壓力下，科考隊員們24小時不間斷地測深海、取樣品、做實驗。

“海洋六號”也有鮮為人知的傳奇經歷。7月中旬，“蛟龍”號來到附近海域準備下潛，希望“海洋六號”協助測量深海資料，首席科學家劉方蘭當即安排並全程跟蹤測量。他告訴我，當年“蛟龍”號下潛7000米重新整理世界紀錄讓全國振奮，但很少有人知道是“海洋六號”連續兩年提供技術支撐。那時，“海洋六號”連續4個晚上穿越地球最深處馬裡亞納海溝，最終測出地球最深點應該是10923米。我問他，為什麼不用國外最新資料，還要反覆去測4遍?他說：“這就是科學，追求精準，我們要發出中國自己的聲音。”

如今“海洋六號”再次協助“蛟龍”下潛，劉方蘭把資料傳送過去，收到對方的郵件說：“‘海六’為‘蛟龍’保駕護航，默默奉獻，深潛英雄沒有你們的名字，勞動獎章找不見你們的身影。即便這樣，相信共和國不會忘記，人民不會忘記……”對此，劉方蘭說，恰如“海洋六號”常年開展的大洋資源環境科考，其實都是最基礎的幕後工作，為的是在國際海底圈定中國自己的礦區，在大洋深處烙下“中國印”。

40多天很快過去了，我每天都認真寫隨船手記，把他們勇於擔當、團結進取、科學務實和無私奉獻的故事傳播出去，也渴望能更深入地瞭解這些人、這份事業。於是我申請了一個崗位，請求輪換凌晨1點到7點的大夜班。那一夜，海上疾風驟雨，我和隊員們拼命拉住止蕩繩，把1.2噸重的裝置送到海底，把雙手插進冰涼的海底淤泥去取樣……我頭一次知道，原來戴著厚厚的手套，粗糙的繩索在手裡翻滾也會鑽心地疼，原來熱帶太平洋的夜晚也會讓人感到刺骨的冷!我體會到，即便睏乏到極點，鞋子和衣褲灌滿了雨水，依然要頂著溼冷的海風堅守崗位的艱辛。

現在，這艘船已經在深海連續奮戰了大半年。在實現海洋強國夢的航程中，他們“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奉獻”的精神在我心裡打下了永恆的烙印，讓我的新聞理想在一線揚帆遠航!

1944年6月，中國共產黨邀請21位中外記者赴延安採訪，xxx親自擔任新聞發言人，接受連珠炮式的提問。美國記者愛波斯坦讚歎說，中國的新聞之門正在開啟!在這之後的70年間，從這扇門走出來的一代代新聞人在激情、擔當和夢想的照耀下，腳步穩健，愈行愈遠。記者，在筆下堅守道義，在前行中彰顯正義的力量!我從事新聞工作二十多年，始終認為：選擇了記者，就是選擇了一種使命。因為記者，是社會的良心!

十四年前，我負責南昌電臺溫馨港灣節目的採編播工作。有一天接到一位聽眾的求助電話。她聲淚俱下告訴我，她兩個兒子患上血友病，大兒子剛剛病逝，還來不及悲痛，小兒子又因為出血不止造成左腿感染，需要截肢。現在醫藥費又告急，她完全陷入了絕望。放下電話，我帶上採訪機直奔九四醫院血液科。來到病床前，看到的是一張青春卻蒼白的臉。二十歲的小夥兒虛弱的眼神裡只剩下對生命的渴望，蓬勃的生命就要在最好的年華凋謝，讓人心疼!來到醫生值班室，我瞭解到小夥危急的治療狀況：左腿感染壞死，必須儘快截肢。雖然血友病人手術風險極大，但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誰也不願放棄!

隨後我和孩子母親來到他們的家，位於永外正街一處狹小擁擠的房子。桌上的鹹菜剩飯無聲地訴說著這個家庭的窘迫。臨走時，我將隨身帶的四百多元錢全部塞進了孩子母親的手裡。在當晚的節目裡，我播放了採訪錄音，講述了這個家庭的遭遇。節目播出後引起極大反響，當晚就有的哥的姐開車把錢送到電臺。當我們籌集到八千多元善款送到醫院時，母親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當時就要跪下。兒子及時手術了，整整五個小時，我一直陪著母親守候。孩子活著被推出來，母親又是哭又是笑。然而，三天後，孩子最終沒能闖過術後危險期，走了。得而復失的母親撕心裂肺地哭喊著：我沒有兒子啦，什麼都沒了!望著悲痛欲絕的母親，我感到自己是那麼無助、無能和無奈。我默默地陪著她流淚，不忍也不能打擾一個母親失去兒子的悲痛。

故事並沒有結束。之後的日子，我有空就去看望這位母親，帶她一起參加社會公益活動，在正能量的影響下，孩子母親逐漸走出了陰霾，20xx年開始她主動參加志願活動，成為一名造血幹細胞志願者，20xx年她成為一名遺體器官捐獻者，20xx年又成為一名無償獻血者。她總是說，我已了無牽掛，也沒有別的辦法感恩，只有用血肉之軀去回報社會!

這是一個悲喜交加的故事，在我們的報道中，生命重新有了一種姿態。儘管每個新聞工作者的力量是微薄的，但力量可以匯聚，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無限延伸!

在我們這行，貧困出新聞，大難易成名。但切膚的傷痛豈能成為煽情的工具，悲慘的災區怎能成為個人的秀場!我不願在災難中做個新聞狂歡者。曾經，我跑過監獄，看望死緩的罪犯，告知對他家人的幫助，讓他安心改造。曾經，我跑過醫院，撫慰產後抑鬱的母親，讓她快樂起來。曾經，我跑過婦聯，給遭受家暴的農婦尋求司法途徑，為她捍衛尊嚴!

記者，用忠誠記錄時代，服務人民。我們有信念，繼承和發揚黨的新聞工作優良傳統;我們有力量，充分發揮新聞工作的正確輿論導向作用;我們有責任，保持媒體公信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為記者，是社會的良心!

“好新聞，現場是關鍵。”在過去9年的記者生涯裡，每一個新聞採訪都讓我對這句話理解得更為深刻。

在今年xx遭遇的“7·11”特大暴雨洪災中，“到一線！到現場！”已成為我和同事們的共識。透過大家的深入一線，在傳遞及時、準確資訊的過程中，媒體公信力再一次得到彰顯。同時，投入災區報道的同仁們也用自己的行動詮釋著媒體工作者的責任與擔當。讓人們感受到，災情面前，記者同樣是戰士。我們以筆和鏡頭，捕捉著一個個奮勇抗險的故事、一幕幕驚心動魄的瞬間，傳送回抗洪一線的實時動態，記錄下守護家園的愛與情懷，呈現出大家共同面對災難的抗爭、不屈與偉大。

作為一名黨報記者，會場是我們的現場，基層是我們的現場，抗洪搶險一線也是我們的現場。不僅是因為在現場能夠親眼觀，親耳聽，親身感，捕獲的新聞具有較強新聞價值和魅力，更重要的，這是履行好職責的必要條。

大家好!我是一名來自羅江縣廣播電視臺的新聞工作者XX。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讓青春夢想綻放在新聞路上。青春和夢想永遠都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主題。年少時我就夢想著將來做一名電視人，所以考大學時我報考了播音與主持專業，xxxx年6月畢業後，我來到羅江廣播電視臺，同學和朋友有些不解，幹嘛到一個小縣城去啊?現在許多像我一樣的年輕人都向往大城市、大舞臺，有的為了留在大城市甚至放棄自己所學專業，但是習近平不是說了嗎：打鐵還需自身硬!

我認為，對於我們才畢業的大學生來說，想要業務精、自身硬、最終實現自己的電視夢，就必須系統地接觸瞭解廣播電視行業，而縣級電視臺就是很好的鍛鍊平臺，由於人員有限，一個人扛起幾份工作是很平常的事，上午拿著攝像機跑新聞，中午寫稿子，下午配音，晚上寫活動策劃，睡前備稿準備第二天的活動內容，這些都是家常便飯。雖然我沒有更多的時間去遊玩，但在採集新聞的路上，不停地嘗試，不同的經歷充實了我的青春，讓我有種踩在地面的踏實感。

從第一篇不到100字的簡訊新聞，到今天上千字的連續報道，我從沒想過原來自己可以走這麼多路，也從沒想過原來自己可以和陌生人這麼熟絡地聊天。在這一年多的工作經歷當中，我感受很多，感受到了單位領導的關愛，同事的幫助。記得第一次出外鏡，自認為學這個專業的我不成問題，可面對攝像機拿起話筒時，我的面部表情開始僵硬，說話變得結巴，同事安慰我說，沒啥，第一次都這樣，你把鏡頭當成自己的戀人就不緊張了。

從第一次的結巴到今天主持大型文藝活動，我從沒想過自己可以站在上千人參加活動的舞臺上瀟灑自如地主持節目，當我第一次交出粗糙的稿件時，是熱情的同事幫我潤色修改，在我為找不到好的選題而苦惱的時候，也是他們及時給我點撥提醒。在這個溫暖的集體裡我感受了什麼是關愛，什麼是責任，什麼是付出。

記得去年剛到單位時，正好趕上羅江“7·9”洪災，臺裡的幾位老記者迅速出動，為了第一時間瞭解災情，不顧自身的安危，深入重災區芒江村，我記得當時我們所在地的水位已經漫過了我們的肚臍，而且水位還在上漲，我們新聞中心的老記者張熙，卻仍站著一動不動，扛著攝像機，就為了捕捉到重災區第一支救援隊伍的鏡頭，一股水浪打來，他險些跌倒，我趕去扶住他時，只見他高舉攝像機，向我喊道的第一句話是：“看好機器!”我隔壁辦公室的彭妮娜，是電臺走進鄉村節目的記者兼主持人，在她的辦公桌下面，始終放著一雙平底鞋，剛開始我有些奇怪，後來才明白，那是她下鄉時的專用鞋，作為對農節目的主持人下鄉是常事，別看她文靜瘦弱，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比我這個90後還跑得快，跟娜姐一起下鄉採訪總會有農民朋友上前搭訕，向她反映家裡養的雞鴨生病啦，地裡的莊稼出什麼問題了，外出打工遇到什麼麻煩了等等，娜姐總是耐心地聆聽他們的心聲，詳細記錄他們反映的情況。

記得有一次在金山鎮大井村採訪，村民向東說他家的雞苗大量死亡，不知什麼原因?娜姐立即與縣畜牧局聯絡，請技術人員到向東家現場檢視，原來是他把雞鴨兔混養在一起造成的，針對這個案例娜姐製作了《盲目養殖要不得》節目，之後還做了回訪瞭解向東改進後的養殖情況，提醒農民朋友如何科學養殖，娜姐說，做對農節目就是要通過具體的事例加技術講解說給農民朋友們聽，他們才容易接受。一年了，娜姐的辦公桌下又換了一雙新的平底鞋，她說一年跑爛一雙鞋沒啥，只要我們的節目有人聽，能幫到農民朋友那才是最重要的。還有一個人他的手機隨時隨地都不離身，全天24小時開機，無論在單位還是在家裡，無論是在白天還是在午夜暖暖的被窩裡，他就是我們現在的新聞中心主任楊俊。當時俊哥還是一名普通記者，他是在去年當的父親，記得當時俊哥的妻子已經到了預產期，這時候正是一名丈夫最應該在他妻子身邊的時候，但他就在家守候妻子的一天晚上，新盛鎮金龍村10組一汽車側翻在防洪溝內，駕駛員被困車內，急需救援。接到熱線電話後，他沒有打擾熟睡的妻子，立即出發，第一時間到達事故現場進行採訪，並以那次事故為由頭，在《羅江新聞》中播發交通安全常識系列報道，向全縣群眾宣傳交通安全常識。過後我們說他應該在家陪妻子，他卻說：“丈夫的責任我確實沒盡到位，但是我對社會責無旁貸!”

我剛剛接觸民生新聞的時候，覺得繁瑣、累心，因為時常要下鄉，要花時間，要用精力。而我們的老記者勇哥，卻時常比我們這些年輕人精力還要旺盛，勇哥原名李元勇，因為他常跑民生新聞，接觸的人、遇到的事、處理的問題比我們任何人都要多得多，所以我們常戲稱他為街道辦劉主任。勇哥是個事兒媽，一次下鄉採訪農業的相關新聞時，他細心的發現有幾片田無人問津，打聽後才得知，這戶人家的壯勞力只有父親和兒子，兒子常年在外打工，而身患重病的父親不想讓兒子擔心，一直隱瞞著病情，在勇哥和當地村民的勸說下，這位父親終於到醫院做了檢查，結果是尿毒症!鉅額的醫療費用讓這位父親幾乎放棄了治療，而勇哥卻在鼓勵這位父親堅持活下的同時對降臨在這個家庭的不幸做了報道，社會的力量是無比的強大，不僅村鎮上舉行了捐款，醫療單位也表示將按政策減免部分治療費用。

我始終認為自己是幸運的，以自己熱愛的工作為職業。我感謝記者這個職業讓我融入在感動和溫暖中，給了我更廣泛地瞭解社會、理解這個職業的機會，對於記者而言，每一天、每一刻都是嶄新的。每天一睜開眼，我想著：哦，又是一天，一個未知的一天，這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樣出門，找選題、想角度、做採訪、寫文章，這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有不可預料的情況出現，我必須時時打起精神來應對、解決，也許辛苦就在這裡，挑戰、誘惑也在這裡。

當一天結束時，我會回想著對自己說：還行，這一天我把不可能的採訪完成了，我為報道找了一個很好的角度。發現自己對苦難還會感動，對不平還會憤慨，對英雄還會敬佩。正如我的同事說的，做新聞就像談戀愛，唯有實踐才能抵達幸福。我熱愛我從事的這個職業，每天都會有新的挑戰出現，每天出門都有無數的未知等著我，在這個資訊已變得觸手可及的媒體時代裡，成為“當下”的記錄者，成為“歷史”的見證人，我為“新聞”兩個字激動和驕傲。人生，因青春而美麗;青春，因夢想而絢爛;夢想，因努力而閃耀，讓我的青春夢想綻放在新聞路上。謝謝大家。

提起我的女兒，今年已經十一歲了，她和普通孩子一樣，是一個健康、活潑的小姑娘。但就在五年前，我和她還是素不相識的陌生人，這一切都源於那年冬天的一次採訪。

記得那天接到一條新聞線索，說是鹽湖區金井鄉衛褚村有一戶貧困家庭，家裡有個患心臟病的女孩需要幫助。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叫相亞歡的小女孩，她在教室裡顯得是那麼的“特別”，因為她的面板是青紫色，尤其是嘴脣更是有些發黑，只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是那麼的炯炯有神。課間休息，同學們都跑到操場上快樂地玩著遊戲，可是相亞歡卻靜靜地靠在教室前的一棵樹旁，遠遠地看著同學們，眼神裡全是嚮往。這是因為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臟病，隨著年齡的增長，心臟的壓力會越來越大，如果再不及時救治就會有生命危險。現在孩子病情一直在加重，連走路都成了問題，每走兩步就需要蹲下來休息。在採訪中，相亞歡的爺爺還告訴了一個讓我吃驚的訊息，原來這個小女孩是八年前他在城裡打工時撿到的一個棄嬰。亞歡是個非常聰明乖巧的孩子，她對學習非常執著。家裡沒有寫作業用的書桌，她就把兩個小板凳疊在一起，趴在並不平整的土炕邊上，一筆一劃地認真完成著作業。由於家庭貧困，小亞歡一年四季身上所穿的衣服，都是村裡的好心人給的，天熱的時候給薄的，天冷的時候給厚的，就連學習用的削筆刀也是同學借給她的。

採訪時，我問孩子的最大心願是什麼，她告訴我說長大後想當一名老師，或許是孩子覺得這個願望太遙遠，說完後她低著頭沉默了。

告別亞歡一家人的時候，我無法平靜自己的心情。兩位善良的老人再窮再累，都能把孩子養到了上學的年齡，可作為一名記者，我怎麼能夠眼睜睜看到一個花骨朵還沒有綻放就匆匆凋零?回到家裡，趕完這篇新聞稿已經是凌晨四點鐘了，我滿腦子都是孩子渴望的眼神，一刻都不想等待，我上網查閱了大量關於先天性心臟病的資料，看看這個孩子是不是有救治的希望。

沒有想到，在節目播出後的第三天，運城市急救中心打來了電話，在詳細瞭解亞歡的病情後，他們表示能治好亞歡的病，並且全程免費。聽到這樣的訊息，我的心情非常激動，說話也語無倫次，電話裡只會重複地說著“謝謝”。隨後，我們把相亞歡接到醫院接受全面的身體檢查，由於相亞歡的病情複雜，專家們經過多次的研究討論，終於確定了手術方案。

我清楚地記得12月24號，手術定在這天上午的十點開始，這次手術或許會是亞歡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在手術前，她一個人靜靜地坐在床上，低頭撥弄著手指。我走過去問她怕不怕，她沒有回答我。沉默了片刻，孩子問我說：“阿姨，手術做完了可不可以帶我去逛公園?他們說那裡很好玩，我沒有去過，我很想去那裡坐船。”聽到這樣的話，我的心幾乎都要碎了。我強忍著眼淚說：“當然可以啊，公園裡不光有船，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等你病好了阿姨一定會帶你去!”她很開心地笑了，可我卻哭了。

通過兩次成功的心臟手術，如今的相亞歡已經徹底擺脫了病魔的糾纏，她現在已經完全和正常孩子一樣學習和生活了。按照我們的約定，我帶她去了公園，專門坐了她夢想已久的船，她玩得特別高興，完全恢復了小女孩天真爛漫的天性。在這五年之間，每年的寒暑假是我和亞歡最快樂的日子。就算工作再忙，我也要把她接到家裡住一段。

去年春節，我把亞歡接到家裡過年。晚上睡覺前她好像有什麼心事一樣，猶豫了半天開口對我說：“阿姨，我想給你說件事，以後我可以叫你媽媽嗎?”看著孩子期望的眼神，我不知道說什麼好。我問她為什麼，她說我沒有媽媽，你像媽媽一樣對我好，我感覺你就是我媽媽。聽完後我緊緊地抱著她，這個孩子又一次讓我流淚了，在我的心裡我默默地認可了這個女兒。

每次看到同齡的孩子，都會想到我的女兒相亞歡，想著她也在愛的陽光下快樂地成長，我的心裡就十分欣慰。作為一名電視新聞的媒體人，我常常思考著：新聞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什麼?由此聯想到功夫影星李連杰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武術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什麼?他的答案只有一個字：愛。我在這裡要說的是，新聞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只有兩個字：大愛。愛之花開放的地方，生命便能欣欣向榮，正是因為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開滿愛之花，即便再弱小的生命，也會因愛而創造奇蹟，收穫夢想。

在得知這次演講比賽的內容要求時，我不禁想起在從業之初就不停地追問的一個問題，也有剛入行的年輕記者問過我這樣的問題——那就是“怎樣成為一名好記者?怎樣寫出一篇好新聞?”我想，這個問題一方面證明了我們對於新聞事業的熱愛與激情，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們面臨最緊迫和焦慮的問題，無從化解。所以我天站在這裡，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個人的體會。我演講的題目是匯聚正能量，講述好故事。

從一名記者成長為記者站站長，梳理自己走過的從業歷程，我個人認為一名好記者，要把“民之所需”和“黨之所願”作為衡量工作的重要標準。換言之，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立場，堅持群眾喜聞樂見的標準。要達到這樣的標準，就要堅持“四用”，也就是用自己的眼睛觀察客觀世界，用自己的耳朵傾聽人民的呼聲，用自己的雙腳深入基層，用自己的思考把握時代的脈搏，讓採寫的新聞“帶著露珠”。

XX新區是全市向海發展的龍頭。我從新區成立之初，就一直在採寫關於新區發展建設的新聞。20xx年5月，XX船業首艘大船下水，這是全省“五點一線”開發開放戰略實施以來首次產出的成果，意義非同凡響。大船下水之前，我和同事再次深入XX灣新區，對管委會領導、船廠職工和當地群眾進行了詳細的採訪。憑著幾年積累的素材和敏銳的觀察，寫出了《“巨集冠”高度：借“五點一線”轉身向海》，獲得了當年市“主題新聞宣傳”特等獎和全省好新聞一等獎。20xx年我和同事駐XX新區採寫出版《濱海專刊》，我們每天坐著30路公交車奔波於遼東灣新區和單位之間，深入到建設一線尋找最鮮活的新聞。我們堅持高策劃、新視角、深解讀，一方面關注新區的發展建設，另一方面挖掘、整理遼東灣新區的歷史，讓人們在今昔對比中感受到遼東灣新區翻天覆地的變化，堅定向海發展的信心。疏港鐵路通車後，我以《穿越百年的汽笛聲》為題梳理了遼東灣新區的鐵路發展史，讓讀者通過鐵路的變遷了解XX的發展史;XX港建設升級，我們整理了新區的航運歷史;大連理工大學盤錦校區開學，專刊從1918年建成的扶輪國小入手，回顧了遼東灣新區百年教育史……還有XX新區的魚雁文化、稻作文化、蘆葦文化，我們不僅在真實客觀地記錄著遼東灣新區當下的發展，也在對XX新區的`人文歷史進行著整理和傳承。《濱海專刊》的出版得到了上下的認可，XX新區曾把《濱海專刊》寄到省沿海辦作為成果彙報。我想《濱海專刊》的成功，找準了“民之所需”和“黨之所願”的結合點。

再來談談我對於好新聞的一點淺薄的看法。新聞學者李XX認為好新聞的標準是：清澈、簡練、聚焦、有細節、有誘惑力、能喚起人們的好感。我個人的理解就是——好新聞，就是把故事講得精彩。寫好新聞的祕訣是什麼?就在於講故事。故事講精彩了，新聞就精彩了。

我在採寫宣傳思想文化戰線的好乾部——周XX同志的先進事蹟時，深刻感受到了這一點。進入正式的採訪之前，我做了大量的外圍採訪，包括周恩義同志當年的戰友、曾經的同事、現在的下屬、指導過的企業家、幫扶的貧困戶，儘可能收集更多的素材。在採訪過程中，我一次次被感動著。最初我是被周XX一個人感動著，隨著採訪的深入，我聽到了他的同事、朋友身上的感人故事，並在他們發現了周恩義的影子，我被這個群體感動著。我想這就是榜樣的力量。採訪結束的半個多月的時間裡，我一遍一遍翻看採訪筆記，梳理周恩義的事蹟，用平等視角的“體驗式”報道，選取鮮活的人物、生動的語言、難忘的場景講述周XX的故事，還原一個忠於事業、勇於創新、紮根基層、淡泊名利的宣傳幹部形象。功夫不負有心人，四篇通訊陸續發表之後，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我也在周XX的事蹟宣講中收穫了精神上的洗禮和成長。在這之後，我學習著一邊“看見”和“記錄”，一邊“思考”和“沉澱”，讓自己漸漸成為一個帶著故事的人，一個能說出好故事的好記者。”

當代著名新聞記者穆青曾說過:“身處這樣波瀾壯闊的時代,如果能深下去,不怕吃苦,有為黨和人民奉獻的精神,用心去謳歌偉大時代的激情,就不怕寫不出好東西來。”這句話適用於當下的XX，和身處其中的我們。

秋毫雖細握非輕，記者作為一個時代的記錄著，記錄的是沉甸甸的責任。我，還有我們，將繼續記錄時代大變革，見證城市新發展，傳遞社會正能量，把更多的人間故事，眾生夢想講給大家聽。

我叫餘xx，是xx市廣播電視臺新聞綜合頻率的一名記者。

今天在這裡，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一段經歷。那是我從事記者行業8年來，最難割捨一段情結，也是我對愛崗敬業這一價值觀的全新認識。

那是在20xx年的夏天，我們頻率進行“走轉改”，我領到的任務是“走訪留守兒童”，要求與被訪的留守兒童同吃同住，至少24小時以上。

說實話，這樣的採訪，以前我做得並不多。有時為了趕稿子，一天要跑多個現場。不過，既然是“走基層”，那就得踏踏實實，“把身子沉下去，把情感帶回來”。

我去的那戶人家，在肥西縣高店鄉邵廟村。家裡有兩個孩子，是姐弟倆，姐姐上七年級，名叫靜靜，弟弟叫稱稱，當時才4歲。

這戶人家日子的艱難，超出我的想象。爺爺、父親因病先後去世，少了“頂樑柱”的家，也幾乎坍了一半。母親無奈外出打工，家裡只有年邁的奶奶帶著兩個孩子。

我去的時候，給姐弟倆帶了些文具學習用品，還有幾樣點心，雖說只是一份心意，但已讓兩個孩子欣喜的眼睛一亮了。

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小男孩稱稱的天真頑皮，和姐姐靜靜的沉默少語，讓我的採訪很難進行，只能聽著奶奶時不時的念叼，從中拼湊起一些不完整的段落。好在靜靜很快接受了我這個不速之客，支言片語中，吐露出她的一些意識和想法。令我吃驚的是，這個13歲的孩子，已對自已的未來有了一個執著的想法，她說，唸完國中，可能就不念下去了，會像媽媽一樣，外出打工。因為，她要給弟弟掙學費。說到以後可能上不了學，她流下眼淚。

聽著這個懂事的姐姐這個“人生計劃”，我先是震驚，繼而沉默了。我無法開導她。面對家庭的困境，這個女孩或許很難有其他的選擇。

第二天，我就要和這個剛認識的小朋友說再見了。我在她的枕頭下留下我的電話，還有200元錢。我真的希望能幫她一把。後來，她真的打來電話告訴我說：“餘姐姐，等弟弟上學了，我想到外面去看一看。”

採訪應當說是成功的，稿件《暑假裡的留守兒童》也順利完成了。

可是，從那開始很長一段時間，我很害怕再去接觸留守兒童這個群體，因為採訪免不了要問一些問題，而我最想知道的，也正是這些孩子埋在心底，不願說出來的。

我一直在問自已，面對這樣的一個群體，我的採訪，是一次次觸及他們的傷處，還是揭示了他們真實的困境，讓社會更瞭解他們，去為他們做更多的事情？

敬業，並不只是願意為工作花費時間和精力。敬業，應當是對崗位的正確理解，發揮崗位應有的作用。我憐惜而心痛的感受，或許沒有錯，但用這種情緒把自已包裹起來，而放棄了記者應該有的責任與擔當，這是失職。

記者，應當用心去聽，用心去記，用心去寫，用心，去鼓與呼。

在之後的幾年裡，我又陸陸續續走過xx很多鄉村，去和留守兒童接觸、交流。我始終做一名觀察者，一名記錄者，記下他們的憂愁與歡樂，記下他們的夢想與憧憬，當然，其間也有孤獨、無助、冷漠，甚至叛逆。

今年6月9號，貴州畢節發生4名留守兒童自殺身亡的悲劇。痛定思痛，留給人們更多的思考：留守兒童的生存狀況需要引起全社會更多的關注，他們需要更多的關愛！

記者，應當站出來，為留守兒童大聲疾呼。

我再一次走進留守兒童的家。這一次走訪，我不再僅僅是探尋留守兒童的心理狀態，更多的，是把話筒遞向他們的家長，他們的老師，鄉鎮的負責人。我想知道，為這些孩子，他們應該做些什麼，做了些什麼，打算做些什麼。

令人欣慰的是，隨著xx的快速發展，鄉鎮經濟的崛起，已有越來越多的鄉鎮工業園、農業示範園、種植養殖場，吸納了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他們在家門口就業的機會越來越多了。同時，全市鄉鎮實現了留守兒童活動室全覆蓋，在這裡，留守兒童又有了一個大家園。

在這篇《xx農村留守兒童心理狀況調查報告》的連續報道中，我在結尾處這樣寫道：“留守兒童的問題是不可忽視也不能迴避的。而要解決好這一問題，家庭、學校、各級政府乃至全社會，都應該為這些孩子創造條件，共同撐起一把‘心靈保護傘’”。

各位評委老師，我和留守兒童的故事，就講到這裡。

最後我還想說一句，希望能為這些孩子撐起“心靈保護傘”的人越來越多。說這句話，是我的職責所繫。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