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祝福》中我的心理描寫
魯迅《祝福》中的“我”並不是魯迅自己，而是利用“我”來闡述故事，“我”在講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時，也在講述魯迅自己的故事。接下來小編蒐集了魯迅《祝福》中我的心理描寫，歡迎查看。
魯迅《祝福》中我的心理描寫
①“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後説我‘胖了’，之後即大罵新黨……談話是總不投機的了，於是不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屋裏”
與封建思想、封建宗法制度的捍衞者——魯四老爺話不投機，以及祥林嫂的話“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可以看出“我”是一個遠離閉塞、衰敗和蕭條的魯鎮社會環境，基本上擺脱了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觀念禁錮的知識分子。
②“我在極短期的躊?中，想，這裏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卻疑惑了，——或者不如説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為她起見，不如説有吧”從而吞吞吐吐回答了“也許有”，聽到祥林嫂説“那麼，也就有地獄了？”引起我的吃驚，只得支梧着“也未必”，在祥林嫂的緊逼下“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我即刻膽怯起來了“我也説不清楚”
我們仔細品來，不難發現“我”是站在祥林嫂的角度上考慮問題、回答她的。第一句“也許有”是“我”為了減輕她的苦惱，在安慰她，但這給祥林嫂似疑實斷的答案，對其“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可以説是一個不小的衝擊，若有的話，她就的接受“宣判”，免不了遭受更大的苦痛與恐怖了。在“我”意識到前面的回答給祥林嫂增添了苦惱時，趕緊含混其辭説“也未必……誰來管這事”，希望減輕她的苦惱。可“祥林嫂”由此想到死後的痛苦，更加深了苦惱。“我”又不得以改口，還是含混其辭“我也説不清楚”，從而在祥林嫂心靈上掀起了更大的波瀾，這無法解答的問題，更成為祥林嫂無法解脱的沉重包袱，可以説這客觀上加速了祥林嫂悲劇的到來。在“我”善意的動機下，體現的是“我”的軟弱無力。
③“我”回答了祥林嫂關於靈魂的有無的問話之後“心裏很是覺得不安逸。自己想，我這答話怕於她有些危險……又因此發生別的事，則我的答話委實該負若干的責任”
“‘死了？’我的心突然緊縮，幾乎跳起來，臉上大約也變了色。”
從這些話語中，可以看出“我”對祥林嫂是抱有極大同情心的，祥林嫂的慘死着實使“我”驚慌與緊張，或者説是為此而痛苦了一番。
④“然而我的驚惶卻不過暫時的事，隨着就覺得要來的事，已經過去，並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説不清’和他之所謂‘窮死的’的寬慰，心地已經漸漸輕鬆；不過偶然之間，還似乎有些負疚。”
預料中而又不願發生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但“我”的驚慌、緊張、同情或者説是痛苦，“只是暫時的事”，很快“心地已經漸漸輕鬆”，不過“偶然之間”有些負疚，並且為了卸去這偶爾的負疚感，“我”決計要離開魯鎮了。這充分顯示了一個知識分子道德上同情弱者，但思想上迷茫無助、精神上軟若動搖、潛意識裏想逃避現實的現實矛盾。
⑤“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光了，只覺得天地聖眾欣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
“我”，一個知識分子，親眼目睹了祥林嫂悲慘的一生，內心充滿了對封建禮教吃人本質的無限憤懣之情，作者運用了反語，在“我”之“懶散”且“舒適”的背後，隱藏的是深深的悲傷與內疚，是“我”無力改變現實的自我嘲諷。
魯迅《祝福》中“我”的作用
在《祝福》裏，“我”在“祝福”的前夜回到魯鎮，卻“早已決計要走”的，因為對“我”一個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來説，現實的魯鎮社會如此陌生，自己早已被排斥在外，在新年的“祝福”中乞求來年的好運氣是他們的事，與“我”毫不相干。身在故鄉卻有一種陌生感，“我”註定是一個“失去精神家園的漂泊者”。況且，魯四老爺“儼然的臉色”和“不很留”，使“我”感到自己的不合時宜，所以這次歸來並不打算久留。正當“我”“決計要走”時，祥林嫂出現了。接下來，作品一面展開祥林嫂“有無靈魂”的發問在“我”精神世界裏激起的波瀾；另一面，通過“我”的回憶、耳聞目睹和所感所想把祥林嫂的故事串聯起來。
在這裏，以“我”為敍述者首先是選擇了一個獨特的視角。魯迅小説對傳統小説的革命首先就是對全知全能的敍述方式的突破，他的小説多采用限制敍述，將作者與敍述人明顯剝離開來。在第一人稱敍述中，敍述者通常情況下即指作品中的“我”，這個“我”是故事中人，而不是置身故事之外的作者。在《祝福》中，作者選擇“我”作為敍述人，而不用其他人，如魯四老爺、四嬸等，這是為什麼？因為作者對故事裏的其他人物，即使是生活在祥林嫂周圍、對她異常熟悉的人都持以不信任態度，即不能把敍述的任務交給他們。“不信任，不一定是不尊重，而是認為他們沒有可能或沒有能力把身邊發生的事情依照作者需要的方式敍述出來。”在魯鎮，沒有人真正關心祥林嫂的不幸；而祥林嫂，一個禮教道德的犧牲品，長期的封建壓迫和禁錮，折磨得她像一個木偶，根本沒有能力訴説自己的不幸和痛苦。這些冷酷、麻木、愚鈍的靈魂，感受不到人情的冷漠、世態的炎涼和社會的黑暗，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運，他們註定擔當不起故事敍述人的角色。所以，作者只能把敍述的任務交給“我”熟悉故鄉、遠離傳統社會和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只有“我”能夠站在更高的視點上，以理性精神來認識和思索祥林嫂悲劇的實質及其社會意義。不僅如此，“我”站在這個遠距離的視點上，還以悲憫的眼光注視着作品裏的所有人物和發生的所有事件，把魯鎮社會這個祥林嫂悲劇的'罪魁禍首毫無保留地呈現出來；祥林嫂的不幸在魯鎮引不起真正的理解與同情，這種表面上的麻木、混沌，顯示了魯鎮人們人性的殘忍。
“我”在這裏的作用就是：不但成為魯鎮社會與小説人物活動的攝像機，而且能準確審視祥林嫂悲劇命運。同時，作者無時無刻不在解剖知識分子的靈魂。
魯迅關注知識分子問題，是因為他把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整個社會改革聯繫起來，把他們看作思想啟蒙的主體，希望他們肩負起改革社會的重任。而“五四”時期這些覺醒的知識分子本身還有很多弱點，他們必須正視自我，克服自身的弱點和不足，才能承擔起這一歷史使命。如《祝福》《故鄉》《一件小事》等，這就為作者不斷解剖知識分子的靈魂提供了機會。所以這些作品中的“我”便承受着精神的折磨，不斷地進行着自我靈魂的解剖。
在《祝福》中，面對祥林嫂“有沒有靈魂”的發問和慘死，“我”發現了自己與魯鎮社會傳統精神的內在聯繫。祥林嫂無意中扮演了一個靈魂審問者的角色，令“我”招供出了靈魂深處的軟弱與淺薄。在祥林嫂的一再追問下，“我”沒有勇氣正面回答，而只以“説不清”三個字來搪塞，此後匆匆逃走，在不安與不祥中度過了一夜。在“我”預料中又不願發生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祥林嫂的慘死令“我”詫異和驚慌，但這種精神的危機“只是暫時的事”，很快“心地已經漸漸輕鬆”，不過“偶然之間”有些負疚，並且為了卸去這偶爾的負疚感，“我”已決計離開魯鎮。
一個有新思想的知識者尚且表現得如此冷漠和無動於衷，下層民眾的態度可想而知，這更反襯出祥林嫂的不幸和社會的無情。這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真誠的自我解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