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18世紀中國瓷設計藝術的西化

就中西經濟與設計藝術的交流互動而言，18世紀是個燦爛時代：中西經濟的交流不僅促進了中西文化和設計藝術的交流，而且中西文化與設計藝術的交流也促進了中西經濟的交流，雙方彼此往來推進，形成了良性的互動交流關係，由此開創了一箇中西經濟、文化和設計藝術交流與互動的黃金時代，誠如美國學者喬納森·戈爾茨坦在《費城與中國貿易（1682-1846年）—商業、文化及態度的作用》一文中所言：對中國的藝術品和產品由衷地熱愛，從而輕鬆地轉變了佔統治地位的古典模式，這又反過來對進口商產生了經濟影響。最明顯的特徵是西方出現了“中國熱”和“中國裝飾風”，並反作用於中國出口藝術品設計的西化和西方設計藝術隨經濟交流的渠道持續東漸中國，中西設計藝術的交流又大大促進了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與互動。

中國出口藝術品設計的西化突出表現在外銷瓷的裝飾設計上。由於西方社會對中國物質文明與裝飾設計藝術方面的形式內容充滿著渴望和帶有浪漫情調的幻想臆造，客觀上為中國外銷藝術（瓷器、漆器、傢俱、繪畫等）提供了一個文化互識互動的期待視野和廣闊的接受市場。早在1610年成書的《葡萄牙國王記述》就對中國瓷器充滿讚美之言：“這種瓷瓶是人們所發明最美麗的東西，看起來要比所有的金、銀或水晶瓶都更為可愛。”或許葡國國王之言代表著歐洲人的`心聲，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許多歐洲國家的帝皇、女王、王室成員和貴族均不遺餘力地訂製收藏中國瓷器。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就是有名的中國瓷器收藏家，他下令首相馬紮蘭創辦中國公司，到廣東訂燒繪有法國甲胃紋章的瓷器，還委託商人在中國景德鎮訂製了他與夫人曼特農的瓷塑像，並在凡爾賽宮內設有專室供法國珍藏中國瓷器；隨後普魯士人、西班牙人、奧地利人、丹麥人以及俄國沙皇彼得大帝紛紛向中國訂製瓷器，甚至連彼得大帝使用的中國瓷藥罐上都裝飾著他的紋章，可見歐洲帝皇、君主對中國瓷器的珍愛程度。歐洲王室成員特別鍾愛中國瓷器的有兩位，一位是丹麥王后瑪莉亞，她使用的瓷器餐具上均裝有她的丈夫尤弗雷德裡克五世騎馬像圖案；另一位是英國女王瑪麗二世，她在宮中設定了許多玻璃櫥，專門陳設華瓷，於是上行下效，瓷器逐漸變成歐洲上層階級的客廳和室內必不可少的陳設，加上英國報刊經常刊登出售瓷器的訊息，因此以華瓷裝飾的風氣便在英國及歐洲流行開來。就這樣，由君王貴族們率先領導的喜愛中國瓷器的熱潮波及歐洲，歐洲出現了許多經銷和承接委託訂製中國瓷器的商號；據1774年的《倫敦指南》中記載，在倫敦至少有這種商號52家，這些商家兼有商賈和藝術家的雙重身份，代表性的有畫家奧尼爾和琺琅藝術家理斯，他們根據顧主和市場的需要，設計造型和裝飾圖案，委託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帶到中國製造。最有名的是“蓬帕杜裝飾”圖案瓷，主題紋飾多取自中國美麗的金魚花卉，生動活潑，手法寫實，系18世紀法國宮廷藝術家按蓬帕杜夫人的要求而設計，到中國訂製的。

顯而易見，中國瓷器由於其特殊的藝術品位成為一種裝飾象徵，這就意味著18世紀中西經濟交流烙上了深刻的文化交流色彩：即西方君主、貴族提供圖紋在中國訂製瓷器之舉，對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和中國瓷器裝飾藝術設計的西化起著推動作用。正如歐洲學者簡·迪維斯在《歐洲瓷器史》中對此類現象評述所道：“皇家或貴族是否佔有東方瓷器或者後來的歐洲瓷器，關係到他們的聲望。瓷器增加宮廷的光彩。

歐洲人對中國瓷器的珍愛，還可以借那時葡萄牙詩人斯卡爾隆的詩中所詠“完美的瓷器是如此值得稱讚和誇耀”來形容。因此，由對中國瓷器的珍愛為先導，擴充套件到西方廣大顧主的要求而裝飾設計和訂製生產，進而導致中國外銷瓷藝術設計的西化。這是18世紀中西經濟文化交流與互動的一個引人入勝的重要課題，其裝飾設計西化主要表現於：“在輸入歐洲的那麼多中國漆器、瓷器和桌布上所見的歐洲風格及影響，造型與裝飾母題，壓根不是中國趣味的表現，而僅僅是衡量歐洲買主們玩賞中國趣味的一個尺度。”為適應西方消費者的玩賞需要，中國外銷瓷裝飾設計的西化，說明中西經濟文化交流已進入中西經濟與設計藝術雙向交流與互動的新境界，因而大大促進了18世紀中西經濟文化的密切交流。綜合來看，中國外銷瓷器裝飾藝術設計的西化特徵，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中國外銷瓷上的裝飾設計，大部分是按西方顧客所提供的銅版畫、版畫為藍本或西方畫家繪製的畫稿和設計圖樣複製到瓷器上。17世紀末，中國瓷繪畫家都能很準確地摹仿銅版畫的圖案，此時廣州的瓷繪裝飾畫師曾根據英國擅長花卉銅版畫的畫家蒙諾耶爾的作品，繪製了一對巧英寸直徑的花卉紋瓷盤，花紋以黑金兩色描繪。到18世紀30年代，景德鎮開始燒製墨彩琺琅，其特點是以纖細的灰黑線條勾勒，故可以成功地摹仿歐洲的銅版畫和蝕刻畫。例如廣彩《黑彩描金十字架上的基督瓷盤》（荷蘭藝術歷史博物館藏）和繪有廣州和倫敦河岸景貌為邊飾的《湯盤》，其題材內容和構圖裝飾均仿製歐洲的銅版畫，說明這時中國的瓷畫師已具有相當高的複製銅版畫的水準。

2、墨彩琺琅複製銅版畫的突出成就，加上宮廷御窯琺琅彩繪在景德鎮燒製的成功，這一時期景德鎮專營瓷器彩繪裝飾的作坊猶如雨後春筍地湧現出來。法國來華傳教士殷弘緒在其著名的書簡中便記述了景德鎮有“窯廠三千座”。到景德鎮來訂燒琺琅彩和粉彩繪製西洋裝飾圖案的客商絡繹不絕，中國瓷繪裝飾藝術因此得以進一步西化。

3、中國外銷瓷繪裝飾基地的轉移，直接影響西方裝飾藝術設計東漸中國南方通商口岸的程序。1740年之前景德鎮繪製的“洋器”，屬於“專售外洋者，商多粵人，販去與西人載市，式多奇巧，歲無定樣。”已顯示景德鎮瓷器彩繪所受西方裝飾藝術設計影響的頻繁速率和外銷輸出口岸在廣州；1740年之後，由於訂燒瓷的數量激增和要求複製上色的準確性十分嚴格，訂製者與彩繪裝飾畫師之間的聯絡因交通遠隔不便，於是外銷瓷的彩繪裝飾轉到廣州來進行，這就導致廣彩的興隆、廣彩的生產外銷迎來了生意興隆鼎盛時機。可見，中西裝飾藝術的交流與互動，對中西經濟交流起著巨大促進作用。

總之，中國瓷器裝飾設計的西化，使東西方兩大民族因此受益無窮，正如那時歐洲人詩歌所詠：“中華土產有佳瓷，尤物移人眾所思。藝苑能闢新世界，傾城不外亦如斯。”中國瓷器裝飾設計的西化對於中西經濟文化交流與互動所起的巨大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不妨再借用英國學者的一番話予以佐證：“當東方的產品第一次繞過好望角運入歐洲時，中國的瓷器價格很高，而最早的貨載也獲利很大。但當製造瓷器的方法確知之後，歐洲人就開始自造瓷器，不久就與中國的瓷器競爭了。”換句話說，西方從自造瓷器到與中國瓷器競爭的過程，就是中國瓷器裝飾設計的西化和中西經濟文化交流與互動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