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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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康、崇伍、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
詩經介紹
《詩經》的作者佚名，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傳為尹吉甫採集、孔子編訂。《詩經》在先秦時期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詩經在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小雅》和《大雅》;《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
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並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至漢武帝時，《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及《五經》之一。
《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詩經》就整體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勞逸不均的怨憤;更有反映勞動、打獵、以及大量戀愛、婚姻、社會習俗方面的動人篇章。
《詩經》現存305篇(此外有目無詩的6篇，共311篇)，分《風》、《雅》、《頌》三部分。
《風》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詩經》中的精華部分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徵人及反壓迫、反欺凌的怨嘆與憤怒，常用復沓的手法來反覆詠歎，一首詩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幾個字不同，表現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貴族文人，但對現實政治有所不滿，除了宴會樂歌、祭祀樂歌和史詩而外，也寫出了一些反映人民願望的諷刺詩。《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於考察早期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
以上三部分，《頌》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無詩，不計算在內)，《風》的數量最多，共160篇，合起來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數，常說“詩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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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社會價值
《詩經》的編集本身在春秋時代，其實主要是為了應用：
其一，作為學樂、誦詩的教本;其二，作為宴享、祭祀時的儀禮歌辭;其三，在外交場合或言談應對時作為稱引的工具，以此表情達意。
通過賦詩來進行外交上的來往，在春秋時期十分廣泛，這使《詩經》在當時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傳》中有關這方面情況記載較多，有賦詩挖苦對方的(《襄公二十七年》)，聽不懂對方賦詩之意而遭恥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國有難請大國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這些引用《詩》的地方，或勸諫、或評論、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凡所稱引之詩，均“斷章取義”——取其一二而不顧及全篇之義。這種現象，在春秋時期堪稱“蔚成風氣”。這就是說，其時《詩經》的功用，並不在其本身，而在於“賦詩言志”。想言什麼志，則引什麼詩，詩為志服務，不在乎詩本意是什麼，而在乎稱引的內容是否能說明所言的志。這是《詩經》在春秋時代一個實在的，卻是被曲解了其文學功能的應用。
賦詩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現，切合了《詩經》的文學功能，是真正的“詩言志”——反映與表現了對文學作用與社會意義的認識，是中國文學批評在早期階段的雛形。如《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大雅·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等。詩歌作者是認識到了其作詩的目的與態度的，以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態度，從而達到歌頌、讚美、勸諫、諷刺的目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賦詩言志，也是使賦詩言志真正切合《詩經》的文學功能及其文學批評作用。
《詩經》社會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會(包括士大夫與朝廷統治者)利用它來宣揚和實行修身養性、治國經邦——這是《詩經》編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詩經》產生其時及其後一些士大夫們所極力主張和宣揚的'內容。
孔子十分重視《詩經》，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兒子訓誡要學《詩》。孔子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陽貨》)這是孔子對《詩經》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興、觀、群、怨”說，也是他認為《詩經》之所以會產生較大社會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興、觀、群、怨”說闡明瞭《詩經》的社會功用，既點出了《詩經》的文學特徵——以形象感染人，引發讀者的想像與聯想，又切合了社會與人生，達到了實用功效。
《毛詩序》在繼承孔孟的說教基礎上，特別強調了《詩》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強調了統治者應通過《詩》來向百姓作潛移默化的倫理道德教育，使之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從而有利於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統治的鞏固。《毛詩序》的這一有關《詩經》教化的理論，無疑大大強化了《詩經》的社會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詩經》的地位，使之成了統治者行使統治的必備工具，對後世產生了極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