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讀書筆記

《文史通義》是章學誠探討古今學術、文史、教育等文章和論學書的彙編，原無固定體例，章學誠生前也沒有編成定本。今所見的最早刻本，為道光十二年(1832)在開封的刻本，亦稱大梁本，其中內篇5卷，外篇3卷，另有《校讎通義》3卷，收錄的文章不完備。章學誠之子章華紱在序文中說：“尚有雜篇及《湖北通志檢存稿》並文集等若干卷，當俟校定，再為續刊”。1920年吳興劉承於所刻《章氏遣書》中的《文史通義》內篇6卷，外篇3卷。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標點排印本的《文史通義》11卷，其中內篇6卷、外篇3卷、補遺與續補遺各一卷。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1948年葉瑛的《文史通義校注》本亦11卷，其中《內篇》5卷。《外篇》3卷，附《校讎通義》3卷。該版本與大梁本的內容大致相同。《文史通義》是章學誠自35歲時始著之書，經20餘年的精心探討，竭思盡力，積文而成。故它凝結了章學誠的畢生精力和思想精華，可以說是章學誠的代表作。

《文史通義》一書，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學術著作？歷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史學界以為它是研究文史的名著，文化史專家則以為它是文化史專著，思想史學家則視其思想史專著。這說明它的學術價值是多方面的。但從教育學的學術價值觀論之，它應當是一部基於文史淵流的探究和學術評品之上的，刻意矯正學風以倡導經世致用教育的學術著作，其討論問題的主要內容和歸宿點是教育。因此，我們把它列入教育名著來評介是相當必要的。

（一）關於經與史的關係

《文史通義》指出“六經皆史”。“六經皆先王之政典”。這一觀點章學誠以前已有隋儒王通、宋儒陳傅良、明儒王守仁等人提過。他們提出這種觀點都是對當時的治學學風有所指責的`，並且著意整頓經學教育，要求通過經學的教育革新，使文字章句的經學及經學教育轉變為對客觀歷史規律及治道的切實關注上來。章學誠也不例外，其“六經皆史”說，從本質上講是旨在救當時經學以訓詁考據的“求道”的流弊，要求經學及經學教育要轉移到經世實用的“實學”上來。

“六經皆史”的觀點，是《文史通義》的重要思想之一。章學誠認為，古代之人官師治教合一，職官之事即國家禮樂治教之事，未嘗以文為著作，禮樂治教之道均以實事來表現，“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蓋自宮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學者崇奉六經，以為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文覃也”。經既然是作為古代禮法制度的記實，不是聖人有意要立言垂教的，因此學習六經，如果只把它看作空言道理的東西，或只看作離開事實與事理的文章，則“是以文為??? 繡之玩，而學為計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注重文字與訓詁，使史實與事理被遺棄，道隱法無，故其學問文章不足為國家之用。因此，“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

《文史通義》的《易教上》曰：“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宇之跡，而非託於空言”。《經解上》亦云：“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這裡的“史”，不是一般史學意義上的記錄事實，蒐羅材料，排比現象，而是指“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是“得位行道經緯世宇之跡”，是客觀人倫日用和治世之道的必然之理。因此，章學誠指出，學習六經的意義，不應在文字章句的表面去求知識，不應舍卻自家現實事物、人倫日用上去尋訓詁考訂，而應當“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於經術精微”，去探索社會治亂規律和根本法則，通經以致用。事實上，章學誠的“通經致用”就是他的經學和經學教育目的。

《文史通義》卷五《史釋篇》指出，經即史，學習六經但又不是教人去效法古人，而是通過經書的學習與理解，從根本精神上認識社會的發展需要其相應的文化變革和制度變革，質言之，經只提供人們一種歷史意識和歷史上的治世經驗，它不能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要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必須從現實客觀著手，探討人倫日用、典章制度、官司職掌的治道。章學誠在該文指出：“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通於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為可御飢寒，不須衣食也”。

（二）關於經與史的學習目的與態度

《文史通義》一書，反覆強調六經是言事的，其理蘊於事中，“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事有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言理。”章學誠把理與事的關係比作水與器的關係，批評當時學者離事而言理，猶舍器而言水之“挹注盈虛”，以為這種學風是不足取的，因為這是“不知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誦聖人之言，以為聖人別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之外耳”。

清代崇考據學的風氣很濃。考據學主要是對經書文字章句的考訂，辨別其正誤訛謬，探本求真。自顧炎武到戴震，這種學風日漸影響了學術界和教育實踐。章學誠對顧氏和戴氏的考據訓詁之學的目的是充分肯定的。他說：“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但是，章學誠認為時人雖受其學風影響，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就以為考據訓詁即是經學；天下的教育亦受其風氣影響，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以崇尚訓詁考據為真學問，廣徵博引，遺經義而求文字之表，從而離卻了事物，不知學問為何用。這種經學及其教育是失去了經世致用的目的，不過是陋儒末習而已。

清代重考據，稱考據學派為浙西學派，這是世人推崇顧炎武為開國儒宗的緣故。章學誠對考據學學風的流變十分不滿，故要求以浙東學派的重史學風來補救之。《文史通義·浙東學術篇》指出，世人只知顧炎武開創的浙西之學而不知黃宗羲同時開創的浙東之學。浙東之學“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兄弟經史之學，以至於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悖於朱者也”。他提倡學者打破門戶之見，以經史之學來補救考據之學的流弊，摒棄單純的離經義而偏考據的治學態度，使經學教育切實不務空疏，而落實到現實人事政治上來。

在《浙東學術》中章學誠指出：“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以經史之學補救考據訓詁之學，這是章學誠《文史通義》所致力於學風改造和經學教育目的轉變的重要主張。

但是，這一主張並非要求以史學代替經學，或史學即經學，而是要求根據以史學的觀點來探討六經中的有關人倫日用、典章制度的“自然之道”，使人通過這種學術研究和經史教育，知其治道之所以然，然後有為世用。《文史通義》認為，道不外人倫日用，“道有自然”。既然“道”是客觀存在於事物之中的，故求道必然要在人倫日用之中去探討。探討自然之道，是為了在必然王國之中求得自然亦即自由。道是不斷隨著事物的變化而“必不盡同”，故六經不足以盡道的。由此，章學誠主張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正確對待六經，即既要研究六經以考察古代事物之道，知古今道之變化的必然，同時又必須看到六經皆史，道在歷史現實之中，所以應當把主要精力用於對現世人倫日用事物的研究上。如果不是這樣，“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足與言夫道矣。”章學誠說，“學於眾人，斯為聖人。”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並非他能立言垂訓，而是他從天下事物人倫日用中知其道之自然，並遵自然之道而經緯人間事物。“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為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號少巖，清朝浙江會稽(今紹興市)人，是著名的史學家和教育家。

章學誠出身於讀書人家庭，其父章鑣，是乾隆七年進士。章鑣舉進士時，章學誠只4歲。一般情況下，讀書人進士及第後即可為官，而章鑣卻在家鄉以教書為生，整整10年。因此，章學誠從小在其父的精心教養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章學誠14歲時，其父才到湖北應城任知縣，由此他亦隨父到應城，並拜柯紹庚為師。章學誠幼時並不聰明，且身體多病，14歲時《四書》尚未卒業。至十五六歲時，讀書絕呆滯，日不可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為文則虛字多不當理。21歲以後，學識見長，縱覽群書，尤好史部。23歲始出遊學，赴北京應順天鄉試，沒有考中。第三年又應順天鄉試落選，遂入國子監讀書。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師應順天鄉試，又落第。但他被同考官沈業富看重，被聘到家中當塾師，開始他的教學生涯。

自從他為沈家塾師，始有機會結識京師名流，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翰林院編修朱筠。章學誠拜朱筠為師，學習古文，並與邵晉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輝祖、黃景仁等學者交遊。乾隆三十三年，他又應順天鄉試落榜。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須分出精力來養家餬口。34歲時，朱筠為安徽學政，章學誠與邵晉涵、洪亮吉、黃景仁等人皆從之遊。是年他開始撰寫《文史通義》。

章學誠39歲時任國子監典籍。40歲時才中順天鄉試舉人，次年成進士。然而，他以為與時俗不合，不願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師，一邊教學，一邊著述。乾隆四十六年他離開戶部尚書樑國治家到河南謀事。事未謀成，卻中途遇盜，行李及平生著作盡失。由此生活無著，只得暫回直隸肥鄉縣主講清漳書院。後來又移家至永平縣(今河北盧龍縣)主講敬勝書院，繼續撰寫《文史通義》。自此以後，他或受聘編寫縣誌，或主講書院，以講學著述為業。他先後主講於保定蓮池書院、歸德文正書院，後來經友人推薦入畢沅幕府。時畢沅以湖廣總督暫留任河南巡撫，對章學誠很器重。經畢沅同意，仿朱彝尊《經籍考》體例，開始編纂《史籍考》。但不久畢沅升任湖廣總督，《史籍考》的編纂中斷。乾隆五十五年，章學誠去武昌依畢沅從事編纂工作，繼續編纂《史籍考》，還主修《湖北通志》，參與《續資治通鑑》的編撰工作。

章學誠晚年將家眷從亳州接回會稽，而他則離湖北而遊揚州、安慶、桐城等地，繼續從事他的講學與著述，直至嘉慶六年十一月卒。章學誠的著作甚豐，主要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文集》、《乙卯札記》、《丙辰札記》、《史籍考》等，其《和州志》、《永清縣誌》等也很受世人推重。其著作後人編為《章氏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