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電影的執著精神

對大多數人來說，看電影不外乎一個目的：曰逃避，逃避不完美的現實，逃避缺憾的人生，暫時遠離或平淡無奇，或孤獨寂寞，或緊張繁忙的生活。逃避分消極和積極兩種：沉溺於虛幻的世界的電影屬於消極逃避 － 娛樂，藝術和科幻電影多屬於此類；沉浸於一個虛擬現實世界的屬於積極逃避。而這個虛擬現實世界又分兩種，一種是用白描的手法真實反映出的，無奈和殘酷盡收眼底，沁入心脾，寒徹心扉的現實世界，一種是用藝術的手法再現出的，使觀眾在感慨現實的無奈和醜陋的同時經歷心靈洗禮和精神昇華的現實世界，。在我看來，象所有其它的藝術形式一樣，電影的最高境界是能給人以情緒上的感動和思想上的震撼。

遺憾的是，中國所謂的大牌導演們近年來拍的電影充其量都只能給人以消極逃避。《無極》《夜宴》《黃金甲》無不屬於此類。（當然，有人會認為這些電影連消極逃避都談不上，只能做人們飯後茶餘的笑料，這種看法也不無道理。）能給人積極逃避的電影是我所喜愛和關注的電影。賈樟柯的電影大多用白描的手法真實地反映現實。《小五》和《站臺》真實得讓人窒息。《站臺》講述的是一群在平淡、沉悶的生活中尋找希望和激情的青年。他們生活在縣城；比起農村青年，他們更多一點地瞭解外面的世界。但這正是他們的不幸，因為80年代中國的鉅變和世界的紛繁與他們無關，只能使他們年輕的心更加躁動不安。《任逍遙》延續了這個主題；依舊沉悶，依舊掙扎，依舊無法逃脫，依舊沒有出路。隨著拍攝場景由山西移到北京，《世界》裡的年輕人的掙扎也從小縣城轉到了大都市的某個角落。變換的是場景，不變的是對掙脫現實桎梏的渴望。也許為了緩和一下氣氛，導演在幾個關鍵的地方插入動畫，讓觀眾在一種虛幻的感覺中暫時獲得解脫。但這種嘗試在他所描繪的壓抑，煩瑣的塵世面前顯得過於單薄和輕飄。

雖然描寫的是都市生活，《榴蓮飄飄》和賈樟柯的反映小縣城生活的電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電影的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反映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但並沒有給人突兀的感覺。相反，這種強烈的反差讓觀眾深深地感受到了生活的無奈，殘酷和幾分荒誕。電影越到後來，越能看出味道。尤其是導演把拍攝景地拉到東北以後。看前半部分時，觀眾看到的女主人公只是個賺錢賺得發了瘋的行屍走肉：除了吃飯、睡覺，就是接客。沒有感情，沒有思想，沒有喜怒哀樂，沒有朋友，沒有家人，不知道她從哪裡來，不知道她要到哪裡去，更不知道她活著是為了什麼。

但隨著劇情的發展，人們對她的瞭解在加深，對她的看法也在逐漸改變。回到東北後，她也就回到了俗世。俗世中有複雜、微妙的人際關係需要處理，包括和父母和親戚朋友，還有感情上的糾纏不清。最讓人吃驚的是，她原來是個受過多年正規訓練的京劇演員。當她的親戚帶著她十八歲的表妹來讓她幫著找出路時，她平淡地說：“跳國標舞怎麼了？我還學了八年的國粹呢！”讓人很是懷疑自己聽錯了。原來那個在香港街頭匆匆行走的模糊形象一下子還原成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二十歲出頭的她也曾有過夢想，也曾為自己的夢想努力奮鬥過，也曾有過純真的愛情，她並不一定甘心做賺錢的機器。她現在表現出來的平淡和冷漠是理想幻滅，看破一切之後的心如死灰。這種淡漠讓人心痛，也讓人心寒。

所以，電影的前半部分呈現了曾經的美好被毀滅之後的狀況，而後半部分一步步地揭開被毀滅的過程。她和以前戲校的幾個好朋友重聚時在路邊高唱“反動派沒打到，帝國主義帶著美元來到了，全國人民大團結，掀起了社會主義的性高潮啊性高潮。”聽他們扯著嗓子吼這些帶著幾分叛逆，幾分無聊，幾分躁動的歌詞時，讓人不禁悲從中生。感覺很象看《站臺》中的某些鏡頭。

《天下無賊》 ，《盲井》， 也都屬於這類白描的現實電影。但與賈章柯電影不同的是，這些電影試圖宣揚一種精神，一種能給人以某種啟示和支撐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執著。

執著是現實中稀缺的眾多精神之一。現代社會節奏太快，現階段的中國變化太多太大，人們有些手足無措，無所適從，慌忙調集所有的精力來應付。他們不敢再執著，因為不做成本－收益分析的執著太奢侈。在做人上執著意味著受損失，在感情上執著意味著受傷害。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在小心翼翼，處心積慮地算計後，似乎也總是不一定能做到收支平衡。那種惶惶不安，如履薄冰的感覺似乎是一種太大的代價，雖然人們還沒有意識到，或者說不願意承認。他們下意識裡其實希望生活中有一種不變的東西指導和支撐。他們希望自己能忠於一個原則，一種理想，或是一個愛人。無奈生命苦短。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我們每走出一步，都無法再回頭。所以我們不敢執著，生怕在堅持的.時候會錯過很多。

於是我們去電影裡過這種執著的生活。執著的人看上去好像都很傻，有的乾脆就叫傻根。傻根告訴我們：執著的真誠和善良可以喚醒人們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中殘存的人性。《盲井》想通過元鳳鳴來傳遞一個道德資訊，即人不能象動物一樣只追求物質利益，而應該有道德水準：人是應該是誠實的，做事是應該有原則的。他們倆的單純顯得和這個爾虞我詐的世界格格不入。但最終總是傻人有傻福。這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寓言故事雖然能滿足中國人喜歡大團圓結局的心理，但卻在很大程度上減弱了作品的震撼力。《立春》和《圖雅的婚禮》似乎要深刻一些。現實在這裡顯得更加複雜和無奈：彩玲執著地追求自己的藝術理想，最終只落得個和自己收養的孤兒相依為命；圖雅執著於自己的感情和責任，但她在電影結尾處的哭泣不能不讓人擔心她的未來。

這種執著的精神也許是中國的導演們所能做到的最接近在電影中表現精神追求的例子了。比起《葉落歸根》，《求求你，表揚我》之類想傳遞道德資訊卻顯得蒼白無力，甚至接近可笑程度的影片，這些電影無疑是更進一步了。但離真正的傳達精神追求的電影還相差甚遠。中國的電影似乎無法擔當表現精神追求和人文關懷的重任。也許不僅僅是中國的電影界，而是整個中國的文藝界。也許甚至可以提高到整個中國文化的高度。也許中國世俗的傳統文化和當下淺薄的商業文化無法培育出象黑則明、小津安二郎這樣的大導演，也無法孕育出象《野狼犬》（Stray Dog）《東京物語》（Tokyo Story）《黃昏武士》（Twilight Samurai）這類反映日本文化中讓人或震撼或感動的精神的影片。

但願，我的擔心純屬多餘。渴望，看到讓人既感動又震撼的中國電影。